真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现”：这种转一个大圈子的“逻辑”，只有日本人能想得到、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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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换约，实为寻衅



当然，作为“进两步，退一步”渐进战略的要害，还在真正踏上台湾。



其实，日本政府叫了半天，台湾什么样，政府官员还没个概念呢。估计更不知道郑成功、史琅的事。



日本政府的一些主意，还是从一个日籍、法裔、美国兵痞，“三姓家奴”李仙得（清史所载有时为李让礼，李鸿章文中有时称李仙得，有时称李让礼）那里征询到的。



查查历史，这家伙还真是个比较能混的人。



李仙得，1830年生于法国，后加入美国籍，参加过南北战争，1866年混了个厦门领事干。由于处理前边所提到的美国商船船员漂泊到台湾、惨遭杀害的案件，派兵去没拿下来，李仙得凭着一股子冲劲，又跑去了。除了与岛民有过接触，成功定了个盟约，他还调查过岛上的情况，绘有台湾的详细地图、海图，并拍摄了详细的照片。



盟约倒不是最珍贵的，这些地图、海图和照片倒是珍宝，李仙得打算报告本国政府以求晋升。可见，从一开始，李仙得目的就相当不纯。回国途中路经日本，不知怎么着被介绍给了副岛外务卿，然后又被聘为外务省顾问，就此居停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



一个丢了职务、到处晃荡的破落户一样的人，就这么成了日本顾问。聘他的关键，也就是李仙得的这点“台湾游”经历有了巨大的用武之地。



他接受副岛的请求，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此后，他这个外交顾问便俨然成了台湾问题的“专职顾问”，为日本政府考察台湾的形势和日本应采取的政策提供咨询。



梳理一下，前前后后，李顾问所提供的建议有：台湾“形势如同未垦之地，日益空旷，无论哪国公民都易于移殖”——好象台湾是无主之地；日本政府“既不欲西人在我近处殖民，故若支那政府不喜领有此地，则与其落入西人之手，还不如由我国（日本）占领此地”——谁占了归谁；英俄两国正围绕着“东方问题”（围绕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处于对立之中，正是打入台湾的有利时机——好象这块只有英俄值得一提，主人中国都不算。



如果说李顾问这些建议是对美国政府说的，还差强人意。我看完全是把准备好回国“讨封赏”的报告，转卖给了日本政府。



李顾问上来就一通半胡说、半强词，再夹些日本人似懂非懂的国际局势，云山雾罩把日本人弄晕了，然后，用一个“强权政治”兜底——有它，一切都是真的！然后，收功。



日本人顿感“天光大亮”，两眼放光！



——你扯那么多干嘛，直接说“抢”不就简单明了了吗？



当然，李仙得未忘劝日本：务必弄清清政府与台湾土著居民居住地区有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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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些情报信息就够了。



以前还不怎么了解台湾的副岛，此时已对向台湾出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对，应该是升腾起了强烈的欲望。



当然，他还记得自己是个外交官，外交人员还得干外交的事。



他的部下、外务少丞郑永宁（这家伙升官了）写的《副岛大使适清概略》记载了副岛为台湾事件（又是个事件）而开展的“外交活动”：



日本陆海军群情振奋，甚至有准备“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



副岛忧之，亲自劝说：种臣非常佩服大家的忠君爱国精神。但若不名正言顺地进行讨伐，那就跟强盗没什么区别了。大家更不要暴虎冯河（成语学得不错），莽撞行事。有三件事是我担心的，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是不止日本，各国窥伺台湾不是一天了；二是清政府一直说台湾全部是自己的领土；三是岛上的原住民部落也不好惹，是吧？好啦，我作为外交大臣，先把这三件事搞定，然后大家就可以发挥作用，把台湾拿下来，使它永远当咱日本的南大门！（乃劝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伐，则等同寇耳，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视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



这说明，副岛正是为这“所忧虑的三点”，决定亲赴清朝，打开解决这一事件的缺口。



这就是副岛所想的日本外交的事。



于是他上书天皇，强调：“欲使外人觊觎台湾者不敢阻我王事，使清人甘让生蕃之地，辟土地获民心，非臣力之，恐难成功。”并“请准余亲自赴清，借换约（批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之名以入北京，游说各国公使，绝其娼疾。借与清政府讨论谒见皇帝之事（指借批准换约而建立邦交之机，谒见皇帝，面呈国书，祝贺同治皇帝完婚和亲政），告以讨伐生蕃之由，正我疆界而开拓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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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副岛到大清来谈判、换约，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探听大清口风、找到寻衅台湾的借口，才是真正的目的之一（“三问”之一的内容）。



至于条约，那是随时可撕毁的废纸。



所以，前边已经讲过的日本与大清反复纠缠、死缠烂打，再三要求修改的条约，本来因一直得不到列强一样的待遇，而被政府拖延搁置，眼看就落满灰尘了，到了1873年3月，拿出来扫扫、吹打吹打，忽然获得政府痛快地批准，并派出庞大的使节团来华互换批准书了。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这儿——副岛来华“换约”是一种谋略，是为了发动侵台战争而投下一颗探路石。



“换约”纯粹是个由头，而“三问”，才是实质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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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肩负光荣使命的副岛外务卿启程赴华了。



一路上，春风那个吹。意气风发、趾高气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郑永宁记下了：3月18日，途经佐田岬时，副岛特意赋“打油诗”一首，充分展示自己的抱负，其中自感最为得意的一句“保护海南建新藩”——实指要“在台湾建藩”。19日，副岛到鹿儿岛会见正在休假（实际上是长期休假，俗一点说叫在家呆着了）的参议、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共同研究了如何在台湾建藩的问题。



20日，从鹿儿岛经由长崎出发，先至上海，然后一路考察大清沿海“风光”，于4月19日，到达天津，开始与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会谈。



在此之前，1872年11月，那个无比积极的桦山少佐，已如愿讨得一份“差事”，带人赴台湾，展开实地调察——也就是侦察了。



还未与大清交涉，日本侵台早已进入实质性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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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天皇睦仁在策划对清交涉和入侵台湾中，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好勇斗狠”。



副岛赴华前，天皇特别授意：“台湾岛生番数次（到睦仁嘴里又成了数次）屠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你全权，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



既而又下达《敕语》，称：“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脱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国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番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



从这个敕语中，可以看出明治与大臣可谓声气相通，把握住了这次关于台湾交涉的关键：清政府若不认为台湾为中国之地，则“日本必占”。若说全岛归中国所有，却又不肯惩治生番，那“日本必战”。



不管大清怎么说，都要“依任朕意”啦！



谁说日本的天皇都做不了主？！



端的是十分霸道。



简直是霸气侧漏！



这种专横暴虐的话语中，哪里能看出还有半点日清修好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