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他的头衔全称是“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按照大清在某职务前加“会办”，低一点加“帮办”，作为副职、助理的称呼，这个通俗做法，那么“会统”，明显带有副手、帮助正职工作的语意，也包含统率、领导的范畴。琅威理可以可以就此认为，自己确实已经具有一定的实权呢？



看来，有一种可能是：由于以上种种错觉，于是，可能，老琅搞错了。



加个什么提督衔之类的，这个“衔”，又是大清的一个通用做法，实际上是在原官职的待遇上提高一两级，本质也就还是一个待遇，而不是实职，他的职务和实际职能，就是个总监督。至于前边的副提督衔，大清官制里都没有，《水师章程》里也没有，纯粹是一个玩闹。而老琅却当真事，以为自己是“实授”舰队副职领导了。



等到亲耳听到李鸿章明确表示，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什么副提督，老琅定是恍然大悟：自己被忽悠了。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探讨。



琅威理在华多年，不会不知道，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提督衔，只是个“衔”而已，也就是一种名誉上的副提督。



那么多围绕此事的探讨，几乎都关注了一个问题：领导指挥权力。



琅威理为什么提出“须有调派弁勇之权”？



按琅威理的说法，没有调派兵员之权，则官兵不服从指令，无法展开严格训练。



这种顾虑，有一定道理。



李鸿章自己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已经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



可见先前就已存在这种现象：聘请，人家不愿意来，来的，想离开。原因就是：只让当教练，不给调整甚至升降的权力，兵不听令。不听令的结果，是官兵毫不虚心受教，怠于训练，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种种。



琅威理来之前，是极有可能听到此类事情的。



所以，作为未来要专司北洋海军训练的军官，他提出此件要求，似乎是针对这类事情的因素多一些。



一个教练，决定不了队员谁上场、谁替补，都是俱乐部老板说了算，这个教练要么自己主动“下课”，要么被“下课”。



但他是否想控制整个舰队？



说没这个个人权力上野心，可能不客观，人家回英国后都当上了中将，管着38艘军舰的舰队，在这里当然会有发号施令的欲望。



回想1887年3月，琅威理受李鸿章的派遣，到英国和德国接收“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四艘快船。他以“靖远”为旗舰，升提督旗指挥，直至抵达厦门与丁汝昌会合[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1987]。对一个职业军人来讲，这是何等的荣耀。



而对此事，大清也好，李鸿章也好，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还有一件，1886年，北洋水兵访问日本，与日本警察、浪人发生冲突（这件事，后面我们还会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琅威理竟然要直接发动攻击，趁日本实力不足，当头给日本一个重大打击。



现在无法评判可行与否、结果会怎样，历史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但他根本未获得足够实权打出这一炮。



这种建议，只能说是一个职业军人的思路，海上霸主英国海军职业军人“遇敌必战”的思路。



一定程度上也是作为大清舰队一员，乃至领导者的思路。



至于替英国争取控制权，则可能性不大。英国可能期望通过逐渐影响北洋、获取有利地位，但直接控制是行不通的，前边已经试过，对琅威理来说，离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差距。就算他想，就他一个人，再加几个其他的英国雇员，想也办不成。



洋雇员也不止英国一个国家的，李鸿章的顾问还有德国人，雇员也有德国将领。



合理的解释，或许还应从琅威理职业军人的思路上去思考：



以前的日子，不管自己这个提督衔管不管用、好不好使，大家心照不宣，面上总还是过得去，至少从朝廷和李鸿章那里，还是尊重的，所以，号令至少畅通，没有人公开挑战。



现在，刘步蟾与自己相争，升起总兵旗，分明是对自己赤祼祼的羞辱，更是直接的挑战。



那么，也许可以认为：事情的是非曲直已不重要，琅威理所争的，无非就是一个面子，一个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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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暗示”，颇为值得玩味。



其实刚开始，李鸿章是想和稀泥的。



教科书上所谓“暗示”，是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即3月7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讲：“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制四色旗自然是调和折衷之语，李鸿章的电报——无异，已经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



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说“这样理解的，是林泰曾、刘步蟾等人”，应该更加准确。



我觉的，北洋只设一个提督，这是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再明确。而李鸿章“和稀泥”的真正用意是——可不可以考虑制四色长方旗，与提督有所差别。言下之意，这个旗应是代表提督衔总查琅威理的，也即丁提督不在，就可升起这个四色长方旗，糊弄一下老琅，而不是指明要升总兵旗。



所以说，李鸿章大人是还想把这个“稀泥”继续和下去的。



但刘步蟾等人却让他和不下去了。



然后，就只能等着“摊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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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这件事，不应排除无法脱离干系的其他当事者，特别是左翼总兵林泰曾、右翼总兵刘步蟾。



按中国官位的一般规矩，“左”应比“右”大。出事了，李鸿章给林泰曾发了个“似商似令”的电报，等于把事交于他处理，也是按这个程序来的。



那么也证明了职务最高的不是刘步蟾，而是林泰曾。



那么，并非舰队现有最高职务的右翼总兵刘步蟾，却要担起指挥之责，本身就有些问题。



丁汝昌率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从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突然撤旗，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相当有可能的起因：琅威理与清军官兵的矛盾由来已久。



据资料分析，琅威理是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



这种“情商”的缺陷，表现在他的管理风格上，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



另有记载说：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勉，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舰员对他严厉的规定也颇有怨言。



“颇有怨言”的人群，构成了与琅威理对立的另一个矛盾面。



在这个事情中，还隐隐显露出了一个北洋的内部问题。



也是李鸿章从开始之初便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地域问题。



北洋内部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丁汝昌完全没有如李大人期望的完成平衡各方力量、压住这些山头的任务，只是调和和维持，他在北洋舰队的权威令人置疑。



确切记载中，北洋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这种情形很明显。而琅威理因此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



这个，是真没办法。船政学堂培养的，就是闽人多。再者，古往今来，有单位、有组织，就有“非正式群体”存在。何况咱中国地大，人多，就喜欢搞“老乡”、“同学”那一套。这是一个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也是人们相处的精神需要，李鸿章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比谁都知道。



琅威理的话，本是一句忠言，却犯了大忌。



琅威理向“淮派头子”李鸿章讲“闽派官员”的不是，能引起什么样的关注，解决什么问题？那只能表明他还不算真正了解中国人，也不算了解形势。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说，水师官兵与洋人教习之间，特别是与琅威理之间，确实矛盾已经存在，并不断积聚。



而“撤旗事件”，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个爆发而已。



北洋海军按人数讲最大的“山头”上，林泰曾官大，但不大爱管事，不喜欢在“团团伙伙”中出头，所以，福建籍的管带们，大多以刘步蟾为首。



在这个矛盾总爆发之中，无疑，刘步蟾当了“领头羊”。而因为对琅威理的“共同矛盾”，大家选择了一致对琅，至少也保持沉默，一边看热闹。



所以，这件事更象是意气之争，而跟民族大义无关，用不着给他戴这顶高帽。



等事情再度回到李鸿章身上，意味着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舰队远航西贡、新加坡、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两提督”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的态度便于此时有了明确变化。



这在李鸿章看来，无异于“要请放实缺提督”（这个看法，后来在他与薛福成电报中提到，并请其与英国外交部转达）。



不知是出于哪些事情的缘故，或许是个人的感觉，或许是部下的进言，反正李鸿章就是认为，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面控制舰队。



前边“李－阿舰队”的教训，李鸿章当然深有感触，记忆深刻。



李鸿章可以组建中英混合的洋枪队，可以使用华尔、戈登来率领洋枪队，但不表明他能接受“李—阿”舰队。因为华尔也好，戈登也好，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不能接受由一个洋人实际控制的“李—阿”舰队，同样也不能接受琅威理控制自己的北洋舰队。



哪怕是有这样的企图都不行，都需要提高警惕。



既然这个“稀泥”和不下去了，只能“摊牌”，明确地表明态度。



至此，李鸿章表态：“北洋海军官制只一提督、二总兵，提督去，自应总兵带”。



于是，先前因与北洋官兵存在矛盾，几度打算辞职回国的琅威理，感到极大的羞辱和彻底的失望，立刻给国内打报告，同时向李鸿章正式提出辞职，走人。



李鸿章答应了。



这在李鸿章看来，矛盾焦点又已不在争面子和评理长短的问题上了，而是向自己施压，一种受制于人的感觉促使他立刻下决心——“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



无奈的李鸿章。



技术落后，不得不求助于洋人，又要时刻提防，保证大清对舰队的控制权，这个斗争时刻存在。李鸿章有切身体会，自然是警醒的，在这件事上李鸿章没有“和稀泥”，不能说不妥当，却也实为无奈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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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琅威理去职”事件。事情过去了，这件事的影响并没有到此为止。



琅威理返回英国后，逢人诉说他在华受辱的经历，引起轩然大波。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回全体在华英籍人员，并恳请“能否转圜？邦交有益”。



11月4日，英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撤回部分在华雇员，同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学生。



这就是清史所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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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威理去职，对北洋水师也有直接的影响，多数资料上都提到、分析到。



可以肯定的是，琅威理走后的时间里，北洋海军明显训练日渐松懈，军纪不断松驰，终至下滑到谷底。



甲午海战的恶果，就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联。



自此，“军官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北洋海军战败后的检讨书里提到了这个局面，终于出现了，至少是更便当，也更普遍了。官兵的“好日子”也终于真实地来了，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



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



认真想想他的这句话，再想想英国政府的反应，似乎人家倒没有表现出什么过分的失落。



可否认为，英国方面对琅威理一事的感受，只是大清对英国的一种奚落呢？



等对日战败，大清醒悟过来，重建海军，又重新想起已经是英国海军中将的琅威理，想聘请琅威理再度来华，并答应了琅威理提出的苛刻条件，不也从别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