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分支的战斗力就更不用提了，要提，还得进一步打折。



此时对清朝，对李鸿章，真正能依靠的，也只有淮军这点老本了。



回想部队的历程，追完太平军，又追捻军，对外防御中，又长期担负机动作战，前边调台湾，后边赴朝鲜，主力部队全是淮军。而且吴长庆的庆军还曾长驻朝鲜，为大清稳住了局势。



可是，弹指又是十年。



淮军怎么样，李大人最清楚。当年以一营起家，越战越强，打出十一营。最盛时，号称“十一军”的家底，纵横全国。如今，已经裁撤过半。士兵早已不复往日能征善战，跟随自己一起打过来的淮军骁将，都已零落殆尽，还有刘铭传、张树声几位，已经位居督抚，领兵打仗，不得不起用“后备”力量。现今一线带兵的，全是当时还是小兵的这些小字辈。虽称小字辈，叶志超、卫汝成，也是年将60岁了。虽然勉力支撑，但总有今不如昔的感觉。



不要以为李大人对叶志超、卫汝贵等人就放心，没有办法，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的痛心可以管窥一二。



海军呢。丁汝昌是李大人亲选的，李大人认为如何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丁汝昌的历史评价却不是很好。关键是，打不了胜仗。现在有文章中，对北洋水师的管带的能力，也存在质疑。



但按照淮军国内战斗和前两次朝鲜战斗的经验，消个乱党，打打农民军，还是很有把握的事。



于是，两千人信心满满上路了。



大队分三批渡海。



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6月6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



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



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



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陆军出发之前，丁汝昌先期派遣“济远”舰率“扬威”驶抵仁川海面，与“平远”一起，作为警戒，观察汉城方向的形势。大队开拔时，先派出“超勇”舰护航，又派“扬威”赶赴牙山警卫，留“济远”、“平远”两舰停驻仁川海面。



北洋海军，开始了护航、警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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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去，形势难料。最大的问题是，兵力单薄。本来，还有调兵的机会，因为从实际记载看来，首先光绪帝就存有兵力不足的担心。清史所记的6月24日，是皇帝下圣旨的时间，皇帝的意思，是要“以期一鼓荡平，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但是，对这位年轻皇帝的圣旨之意，却没人完整深入领略：“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清国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出万全，务操必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如需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



皇帝是担心，乱匪人多，不能大意；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对敌作战缺乏经验，尤其不可轻视敌人；必须谋划周全，云云。



特别是日军已经向朝鲜派兵，皇帝“宜图万全”的指示，则更显对中日可能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忧虑。



处在深宫大院的年轻皇帝，能如此洞悉要害，确实很难得，也好不容易能讲上几句靠谱的话，但是，却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



在李鸿章看来，特别是对发生冲突的顾虑，属于不足为虑，一来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出兵，来了人也不会多，更不会多事；二来李大人诚心诚意地以为，我们只要是按照条约行事，即可避免。



这就是李大人的迂腐了，太实在了，咋就差多留一个心眼呢。你按合同办，别人不拦着，别人不按合同办，你也拦不住。别人不按合同办，也是算准了你拦不住，如果对方能有种强烈的感觉，知道撕毁合同必定会被惩罚，或许还有可能收手……



除了兵员数量按照《天津条约》上来，6月6日，李鸿章还按照相关约定，“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知会日本政府“清国出兵”的事——别忘了打个招呼。



6月7日，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很正式、很光明正大地向日本外相递交照会公文，声明：“此番清国派兵援助朝鲜乃我朝保护属邦之旧例，清国政府依据1885年清日《天津条约》中第三条规定，特知会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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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按时间算，根本不必要通知。因为日本人根本就没在等这个通知。



终于觉得局势判断明白，也得到日本人不出兵承诺的大清国，派兵上反而落在了日本人的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