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大鸟已经接到陆奥外相的训令：“日清冲突不可避免。”[《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6月27日，大鸟又接到陆奥外相传来的更明确的训令：“制造开战口实。”[同上。]



就在朝鲜接到大鸟改革提案、还未答复之时的7月12日，大鸟再次接到陆奥更加急切的命令：“英国在北京的仲裁已告失败，今有断然处置之必要，如不至引起外界过度非难，当利用某些口实，迅速开始实际行动。”[《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开战的决心从一开始就在，现在，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亮出来了。



7月14日，北京那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清政府递交照会，也就是小村得意洋洋称为的《第二次绝交书》，称：



“……贵国依旧只是主张我国撤兵，更无容纳我国意见之表示。此非贵国政府好事而何？事局既已至此，将来所生事态，帝国不负责任。”[同上。]



这种唯恐矛盾不激化、唯恐事态不扩大的挑衅和诬蔑言语，已经称不上是外交的措词了，简直是战地军使来下战书。



而且，汉城这边，日军参谋本部事先已经明确随大鸟开赴朝鲜的军舰和陆战队员，全部归大鸟公使指挥。



有兵有枪，大鸟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这帮日本外交官都已经成为唯恐不乱的点火者，而不是灭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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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嗅觉是最灵敏的，脑筋也很灵活。应该说，他是第一个从各种风声中判断出日军必会挑起战争的危险的。经过与日使连日的交涉，对朝鲜国王的安抚、争取，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直到突然之间，日本人攻破王宫，“撤换”了国王，袁世凯明白：大势已去。



见事不济，他就再次给李鸿章发了一封回国的请示，不等回电指示，就把所有事务委托副使唐绍仪，再向朝鲜国王撂下几句狠话：我还会回来的。



转身，趁夜色赶往仁川，乘上轮船返回了大清。



此去是搬兵，还是逃命，不知是什么想法。但结局我们知道。



反正，再留已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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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袁世凯外，两名战将也洞悉时局，预测到了日军一心只求挑起战端的本意。



一位是北洋水师的副将、管带方伯谦。



一位是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



方伯谦上书：俄国是靠不住的，日军定要开战。不如退回驻朝军队，重新部署。



叶志超给出的建议是：上策，应该迅速向平壤增兵，以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遏止日军冒险的企图。中策、下策……不说了。



可是，这两位，一位受到袭击，狼狈奔回威海。



一位一路狂奔，过了鸭绿江才刹住脚。史上赞曰：创造了超远距离高速奔跑运动的历史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