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也算真知灼见，偌大一个大清朝，不知能找出多少。



科举制度考出来的文人，做官样文章倒是有一拼，耍滑头也有一套，一堆大道理，但就是没有急需的措施方案，特别是对战场有指导性的意见。



这样说文人也不对，由文人或者有秀才进士“职称”的文人，而至知兵带兵者，中国历史上不知凡几，兵家鼻祖姜太公，给人拾鞋子的张良，投笔从戎的班超，打得刘备找不着北的陆逊，诸葛亮、司马懿这对老冤家，能诗能战的杜牧，能文能武的范仲淹，能填词也能率三十骑杀入杀出金军大营的辛弃疾……也曾经灿若繁星。连被大清灭了的大明，也能举出一些进士出身的军事家。



大家要是读一下中国的军事思想史，就知道，历代名人辈出，兵法洋洋大观。到大清，能称得上军事家的只有四个，一个林则徐，其余揭暄、王余佑、魏禧三个还是抗击过大清的明朝末年人，勉强算作大清的人了。那时大清已经占了北京了，这些人不过是在南方给大清找了些麻烦，已经无力回天了。



当然，由秀才进士到名将名帅之路，大抵都是在战斗的实践中，见过阵仗、经过风浪，刀口上舔过血的。人非生而知兵，泰山不是一天，啊不对，战将也不是一天炼成的。



不管怎么说，大清倒是胜了大明，“明亡清兴××年”嘛，兴了之后大清文人怎么样了呢，比武不行，比文也没人家厉害啊。在大清奴才的治理下，倒是成了“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了。



曾国藩、李鸿章怎么没被称为军事家呢，可能是，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文人，也可能是——让他们成名的对手，太弱了！



就这样，大清，偏偏是不知道战略的人，在指导战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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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军事体制下，遥控指挥的，似乎就是那个不知道军事才能多少的光绪皇帝。



中间具体谋划的，好象就李鸿章。



军机处呢，兵部呢？就象是传达室。恐怕不干事还好点，干事就是碍事，甚至坏事。



看看那几个人吧。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史书记载的情况来看，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



不仅无能、无知，而且这帮家伙相当无耻，相当贪。



讲一个故事。1889年，有个学生樊增祥给老师张之洞的一封信（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中讲到，京城公然行贿，没有底线，送银子也是“量身而定”，说“近有一人，引见到京，馈大圣六百（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



这就是一个行贿记录，师徒二人在信中，用的全是代称或外号。你不需要猜，有解释，查查便知。进一步对照解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军机大臣官员皆知，通信的人略有所指，大家就明白，不明白的也“对号入座”吧，还象模象样地有点“为尊者讳”，或者“保密”意识呢。



这些代号，“大圣”就是指孙毓汶，因为姓孙的嘛，最大的名人当然是孙悟空，“大圣”的官位就当世袭给孙大人了。“相王”就是指礼亲王世铎，亦王亦相，皇帝的孙子也穷到要吃“回扣”了。“洨长”代指许庚身，可能借的是东汉经学家和文字学家许慎名号，他编过一本影响巨大的书《说文解字》，曾经当过洨县的县长，世称为洨长，别无二人，因为晋朝洨县就没了。姓许嘛，与许庚身一家子。至于“北池”，指的是张之万（此人还是张之洞的叔伯兄弟哪）。可能因为张之万是当时著名书画家（毕竟公务员考试得过状元），书精小楷，唐法晋韵，兼擅其胜，和另一外书法家戴熙交情也不浅，并称为“南戴北张”，所以，“北池”者，北面的那个书法家喽。还有“腰系战裙者”，就是武将出身，指的当然是额勒和布。揣测古人之意，真是妙趣不少啊，充满文化感。



看送的数目，孙毓文还是最多的呢，600（单位是两噢），表面上地位最高的亲王世铎300，这已经对亲王相当“尊重”了，因为军机处是孙、许二人最受太后宠信，孙毓文权力最大。不但送银子有等差，接银子的人行为、态度也有等差，有的当面收下，已经非常平常了，有的代为转交，然后代转谢意，有的就当面收下，还要连连道谢。呵，真是形象生动。



送礼人没考虑额勒和布，都没上门去。看来他还真是为官清廉自守的，估计在那帮文人当中，他也说不上话，被边缘化了。史书上也说额勒和布喜欢沉默，不管事，有人评价他“木讷寡言，伴食而已”，型男就是这么炼成的吗？我真怀疑他这个武将是怎么混起来的。军机大臣不说话，不办事，不就是个灶王爷画像吗——你说他不行吧，他是“一家之主”，说他行吧，他又不管事。



这就是光绪的“参谋指挥班子”。不，是慈禧太后给配的“参谋指挥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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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当中，整个大清指挥体系落后、低效，不是表现于一时，是兢兢业业、锲而不舍、贯彻始终。



该出来作主、指挥的，不断不决。



两国相争、兵锋相见，这么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清朝廷却让大臣们展开“大讨论”，广泛听取意见。因为有人给朝廷提意见，说这么大个事，一定要讨论讨论，“饬下廷臣密议，广集群策，独运宸谟（专指帝王独自运用权威谋略），计必出于万全，事无持夫两可。”意思是让大家都说说，必须广泛听取意见，皇上再拍板定调，那样才能想得周全，不能老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好，有道理，问题找到了，那就改正。然后，就开始广泛征求意见。



然后，“大讨论”就变成了“大鸣大放”。



人人发言，个个表态。



公开讨论，不加遮掩。



不怕没招法，就怕没想法。



不怕敌人知道，就怕敌人不知道。



与日本战时大本营的高效率相比，差的，正好就是“一胜一负”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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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对武将始终又不不信任、又得依靠，用了也是防而又防。清朝同样也是“以文制武”，有提督，有将军，但兵权最后握在巡抚、总督这些文官之手，带兵者不知兵事，拿什么取胜？



况且地方督抚也被隔离在外，包括靠打仗出身的总督、巡抚。



要说他们不关心战局，那是不公允的。虽然他们也纷纷上书，但就好似被隔绝在这场战争之外。



李鸿章的老哥们，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是打电报给津海关道盛宣怀，打探朝廷意思：“日来情形如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云云。



内意及傅相意——问得真准。主战主和，拿意见的还是皇上和皇上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