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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洋务派官员也一直在努力。



大学士左宗棠早就对外购军械持有清醒认识，认为“购械外洋，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一旦遇上战争，被敌船封住海口，或外国保持中立，那就会受制于人，购买运输均无从下手。而且，购买的枪炮和弹药型号不一，保障复杂，战时便会造成困难。所以，洋务派官员都梦想实现武器的“国产化”。



从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就上疏请示，“选派制造学生十四人，制造艺徒四人，由出洋监督带赴法国学习制造”。自此开始，新式机器，及砲台、兵船、营垒、矿厂方面所需技术人员，也不断派人出去培训，回来也成了技术骨干。



各地督抚也积极想办法建立枪炮弹药制造局（厂）。



在上海、江南、天津几个沿海制造局之外，丁宝桢、王文韶等人又积极主持，先后在内地建立了山东、湖南、四川三个制造局。由“清流派”急转向“洋务派”的干将张之洞主政两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也开始购买制造枪弹机器，准备设厂开办。正好广西巡抚李秉衡，也为广西购买枪弹机器一部，刚刚运解到粤，广西撤防，也没钱搞了，干脆就留在广东，给了张之洞，全当“赞助”成立了广东制造局（广州枪弹厂）。后来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到湖北任湖广总督时，又跟接任的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耍个赖，随同将为广东制造局新购的机器运往武汉，建成了最大的综合性制造厂——湖北枪炮厂。



规模不断扩大，但效果如何？先说点让军事爱好者们兴奋兴奋。



从记载来看，这些厂子也一直在努力仿制试制枪炮。不但在前膛枪炮、火药的制造技术上有所进步，而且，也成功仿制出了后膛枪、弹，及小口径火炮的“开花弹”。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就报告朝廷：“湘省一年以来，先建厂，次制器，仿造洋式，规模粗具。后膛枪及开花砲子（炮弹），试演均能如法，与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火药一项，督匠精造，与洋火药不相上下。”



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根据四川总督刘秉璋报告，“川省机器委员曾照吉等”能自教工徒，仿造外洋枪炮，并制造火药。历经数年，造出机器一千五百九十件，洋枪一万四千九百枝，火药二十八万馀斤，铜火帽一千三百七十五颗，后膛药弹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颗，铅子六十万五千颗，还有洋砲三具。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报告：这年，刚刚建成的广州枪弹厂，就能仿造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而且试办之初，每天就可造二千发子弹。熟练之后，每天可造八千发。



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省城初建兵工厂时，计划向外国定造枪机器，达到每年能造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一万五千枝，每枪一枝，随弹五百颗，每年制成枪弹七百五十万颗。每年能成克鲁伯七厘米半至十二厘米口径的行营炮，及台炮共一百门，一般外国军队每门随带炮弹三百发，按最低标准，准备随弹二百发，每年须成实心弹、开花弹各种弹共三万颗。[以上均据《清史稿，志一百十五》]



这些成就，应该是很令人振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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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开始说但是——



仔细在这些记录里寻找，各厂所造，仅限于枪械和小型火炮弹药，对于大型炮和炮弹而言，一直没有大的突破。



而且，即使是能造的东西，产能有了，还有一个经费问题。相比几百万两的建厂费用，日常生产的需要，却是一个长期的支出，需要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才行。



朝廷采取从本地的税中留拨一部分，其余让各督抚自己筹办。这严重制约了制造速度和产量。



就以张之洞建的湖北枪弹厂来统计，要达到他所想象的产量（炮弹还是按最低标准算），一年经费约需银七十五万两。靠湖北财力自行筹措，根本拿不出。所以，开工之后，连一半的产量都达不到（“所有枪砲药弹，每年各造一半，约需银四十万两”）。张之洞再三请示朝廷，要求将湖北省每年的土药税银二十万两，川盐加价银十万两，共三十万两，拨给枪炮厂作经费。



结果就是，大清到处缺钱，也就经常难以全部保障。



根据大清有关部门的报告，上海制造局，岁用银四、五十万两，天津局岁用银二十馀万两。王文韶办的湖南制造厂，自光绪元年五月开办至二年十月，18个月，共用二万二千馀两，以后每月以三千两为度，实在是少得可怜。



就是说，这些厂子，根本连一半的产能都发挥不出来。



本来国产的东西，东西确实比外购便宜，按说拨给各省部队，可以收回成本。但朝廷拨给各省军费，大多是官兵工资，只管吃上饭，枪械费用不足的情况下，又哪来银两请厂子代造呢？



都是国有企业，老实人两江总督沈葆桢，办江南机器局，供应南北洋枪炮弹药十馀年，钱没挣着，竟弄得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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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甲午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了，大清朝廷各部门面对军备的巨大“空洞”，加紧拨款，让各省现有局厂加工制造，以应急需。



张之洞再次报告，湖北厂于十八年（1892年）夏间，定购水陆行营各种炮架机器和克鲁伯砲弹机器全副到位，厂子每年能成六七厘米的至十二厘米口径炮的炮架炮车一百副，每天能制造同口径炮弹一百颗。其他开花弹、实心弹、群子弹、子母弹，均能自造。而且，还“购定小口径枪弹机器一副，每日可成枪弹二万五千颗，造铜板、造铅条、装药入弹、修理器具俱全”。紧急时刻见到这样的报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是，还得说但是，制造枪炮需要的钢铁又成了问题——产量不够。“湖北新设之汉阳铁厂，先开生铁大炉一座，日夜出铁八次，共五十馀顿（吨），以后日见进步，有每日出六七十顿者。”另一座熟铁炉呢？为什么不开？



要想达到全部炼铁的产能，煤还是问题。张之洞报告马鞍山煤井所出之煤，可作焦炭，能够符合炼铁要求，准备在原来一条煤巷的基础上，再进掘三层。



这等于还是得额外要钱，并且，“外洋之大洗煤机及运煤之铁挂线路，均已次第竣工。洋式焦炭炉十座，年内当可一律告成，足敷生铁一炉及各厂炼钢之用。参以（掺上）湖南所产白煤油煤，即可二炉齐开。”[据《清史稿，志一百十五》]



这如何能够救得了急？等到年内告成，中日战争早就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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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平时不抓紧，关键时候就要紧抓”啊。



时局紧迫，各厂还是想尽办法，开工生产。



所以，研究者还发现一个细节，天津机器局在中日间对立形势点火就着的紧张情况下，奉令赶制了一批炮弹。可是，等运到大沽码头时，那边北洋舰队已经离开天津向旅顺集结，准备出发了。



就是说，本来应该有的临战补给机会，也已经丧失了。



这都证明一件事，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做理想的“主动突击如何如何”之类的假设中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弹药不足。弹药不足，谈什么扫荡敌舰？



北洋舰队就是在弹药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匆匆踏上了悲壮的黄海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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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速和火炮数量，加上足够的炮弹携带数量，这些数据上体现的意义可能不够直观，但在战斗中代表的就是够吓人的威力。



根据最新的统计，日本海战中共发射大小炮弹20921发，以打5小时计算，几乎每一艘中国军舰每分钟会遭到10次以上的攻击。[《甲午海战》]就是说，北洋舰队跟人家相比，这个差距不是一级两级，而是需要用“压倒性优势”来比拟。



在对方的优势火力压制下，即使是与对方相同的火炮，也无法发挥出与对方相同的射击速度，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记得数理统计学科有一道题，已知双方毁伤概率，甲打一轮，乙打一轮……当然这只是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这个过程能说明一点点问题。一道题就是一道题，计算者心理感觉上，连一场游戏的震撼都不如。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在对方的弹雨下射击这个情形。



劣势局面下，大清官兵能够坚守岗位，奋起还击，已经不简单。不但能在4个多小时的炮火下坚持还击，还保持了比日军高的命中率，这绝对够让我们肃然起敬。



但装备质量低劣，导致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



击之不中，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但“中之不沉”，就大不一样。



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就差一点点”。



差在哪，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前边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指数——杀伤力系数。



如果哪方杀伤力系数低下，根据“任何数与零相乘，结果都等于零”这个原理，你杀伤力低下，效力就不要谈了。甲朝乙身上扔一把石子，命中率100%，最多能怎样呢？乙朝甲开一枪，完掉。



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叡”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遭受弹雨洗礼，其中“定远”打中一枚爆炸弹之外，“镇远”也有一枚主炮炮弹近距离击中“比叡”，巨大的穿透力使这发炮弹从舰首到舰尾对角线穿过，但是，这是一颗永远不能爆炸的实心弹。洞穿“比叡”，只是给他造成一对大洞，还是让它逃了。



仔细史料，就会发现，实际评估的话，多艘日舰都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最后又回来了。



就连目标高大的“西京丸”就是一艘商船，临时加装了几门速射炮，这么好一个射击靶标，竟然也从暴雨雷霆的打击中侥幸逃走了。



真是遗恨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