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他的特点就是一直在跑。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易顺鼎就跑去当了刘坤一的幕僚，等于和鬼子打仗了。马关条约签订，他兼程跑到京城，两次上书要求“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还要和鬼子打仗。上书没起任何作用，愤而投河自尽，被人救起。听闻唐景崧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准备率军死守，易顺鼎又找到了战斗岗位，别人内渡他要赴台，决心“以只身人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等他跑到了厦门，唐景崧却跑回来了。然后幸又得知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坚持战斗，易顺鼎不顾友人和刘坤一力阻，葛衫布履，行李一肩，就跑到台南来了。



跑来跑去，其实就是为了和日本人打仗。



台湾道陈文騄内渡回籍，正好易顺鼎跑来帮忙，刘永福就请他先暂署台湾道。易顺鼎没有接受这个非正式任命（“以未奉朝命辞之”），只提出：“闻倭氛已逼台中，愿统一军往援，兼谋恢复台北。”



刘永福便命易顺鼎统领福军先锋左营、镇海中军副营、道标卫队营，以吴彭年为营务处，准备增援台中。



易、吴二人商酌已定，准备克日挥军北上，开往彰化，会合台中诸军，联络台北各庄义首，进扼大甲溪南，然后传檄台北，共图恢复。



然而此时，台湾府黎景嵩来电，“报言台中寓民尽去，无饷可筹”。[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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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支援台中，未成行，先留下一桩“官司”。



说，台中绅民早就建议向台南请援了，黎景嵩未答应。



新竹失陷，大家又起来力请，这次刘永福答应了，但说明台南准备两个月粮饷，以后靠台中支付，这下大家又不敢答应了（拟“自备粮饷两个月，以后欲就台中支给，绅富不敢答应”）。



于是就有分析说，黎知府以“无饷可筹”为由，其本意大抵是阻止黑旗军北上。



前边已经提到过，因为一直以来新竹地区战斗互有胜负，黎景嵩是不愿黑旗军来争功。



甚至更有一种猜测，说他“冀旦夕复新竹，即可称台民主(总统)焉。”，“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尝云新竹破，即欲称为民主(总统)，有轻视刘(永福)之意。”



这简直是高估了黎知府的雄心。



这些猜测仅见于部分书本，也多属事后反推型，未必可靠。



至于“争功”一说，新竹既失，形势大急，还谈什么不愿分功？要说虚词推托，看看台湾府为了供应义军的军饷，掀翻了库底又向富绅借银子，似乎也不是怕出钱的事。



恐怕还是出不起。大家都缺银子缺粮，这确实是实情。台南也没有更多的军饷来源了，也在艰苦支持。



但这些事直接导致了易顺鼎和吴彭年热情虽高，空谋划了一套策略，却一直未能成行。



易顺鼎虽仅统三营，高兴的是终于能领兵打仗了，痛苦的是却军饷无着，于是又甘当重任渡回内地筹饷。等到辛苦筹得饷银5万两，跑到涵江又折回厦门，苦寻回台之路，在清政府的关照和帮助下，台湾却再也登不上去了。



易顺鼎终于没法再跑了。



只能是望洋兴叹，顿足捶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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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与日军争夺时，台中府县与抗日军内部就已矛盾重重，纠纷不断，还有一桩“官司”出来了：具体细节未记，只知苗栗县知县李烇府库被挖空，又因为筹饷的事与新苗军发生纠纷，攻击吴汤兴“徒博虚名，全无实际”，并请知府收了他的统领关防。吴汤兴备文申辩，“指李烇短处，请派员代换”。黎景嵩左右无法决定，却令苗栗的士绅出来调解。



于是，官员士绅们又再次请求台南支援和请帮办军务出面协调处理矛盾。这两件事，一块报给了刘永福。



刘永福答应，等派吴彭年到台湾府地，查明情节后核办。



就这样，直至7月中旬，为调和苗栗县和新苗军的矛盾，刘永福才决心派黑旗军北上，以吴彭年为统领，副将李维义为副统领，带队赴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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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吴彭年抵达彰化，台中人民欢呼雀跃，阖城出迎，都感到恢复有望，士气为之一振。



然而，吴彭年所统黑旗北援军只有七百人，实质性帮助不大。



而且，“副统领李维义职居副将，官阶甚高，降之为副，心怀不平。”（《台湾通史》记其为总兵衔），这位几种官方正史资料中都未提及的人物，这个时候还要争个头高头低，也根本没把吴彭年当回事。



所以，吴彭年等人的到来，初时并未能明显改变局面，台中的矛盾仍然存在，还酝酿着新的矛盾。



台中军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再反击新竹，至遭遇日军大举反击之时，黎景嵩认清了形势，也谈不上“争功”了，不得不借重黑旗军。



但他开始看上的是副将李维义，撤掉杨载云，让李维义来担任新楚军统领。李维义当然一百个应允，还带走了黑旗兵三百余人。



前边就说到黎知府排斥台南分功，此时又有人分析，这一套动作纯属“又欲赖黑旗之威以克敌，故将吴彭年副带李维义诱为新楚军统领，以接杨载云之任”。[《甲午战争史》引吴德功《让台记》]



趁机拉拢李维义进自己的“山头”，更显示“黎府有顾盼自雄之意”，而“欲称为民主(总统)”，这下可是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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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遗憾，苗栗县与新苗军的矛盾没解决，吴汤兴仍然没饷备军械、募义兵。屡挫敌锋的得力将领竟被无端撤职，又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杨载云本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将，两月间出战十余次，即使因为反攻新竹失利，也不该随意换将。



“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敌人闻之，皆有惧心。”[《台海思痛录》]这个记载虽稍有夸张，但能体会到杨载云对台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新楚军的支柱作用。而这句恰恰出于撤换他的黎知府之手，时为台湾失去多年之后。这又代表着黎景嵩的何种感情在里边呢？



而换上来的李维义，从他的种表现，只能说也是个争权夺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本来大敌压境，该团结一心筹划战守，台湾府这边内部却自己分化瓦解，战局的发展也就更不容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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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准备的日军很快便主动发起了台湾中部战役。



8月8日拂晓，日军近卫师团兵分三路出新竹：



右翼队，由山根信成少将率领，包括步兵第二联队加山炮、机关炮中队等，沿海岸大道，攻向虎头山。



左翼队，由内藤正明大佐率领，包括步兵第四联队(缺一个大队)加野炮、机关炮中队等，沿山路进攻鸡卵面山。



预备队，由川村景明少将率领，包括三个步兵中队和机关炮一队，在左右两翼之间一同前进。



海军派出吉野、秋津洲二舰，向这些山头猛轰，支援第一师团作战。



防守的义军警戒仅数百人，在猛烈的炮火下无法支持，向南撤退。日军左右两翼随后追击，分别进至达香山以东高地，尖笔山前面高地。



义军重兵防守的尖笔山高地暴露在日军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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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笔山北距新竹城二十余里，其间山岭连绵，沟壑交错。此山“虽不如直立尖笔之险峻，然峰峦起伏，宜守不宜攻”。



新楚军已编为七营，即陈澄波的仁字营、廖清轩的楚军左营、蒋为先的劲勇前营、杨孝思的劲勇炮队营、梁鹏翊的劲勇卫队营、梁国桢的劲勇副前营和郑以金的栋字营。新苗军原有六营，屡经战斗，人员多有伤亡，来不及补充。合计两军人数约5000人。



日本近卫师团则有15000余人，用于此次攻击的兵力也有，双方兵力对比悬殊，而且武器装备更是天差地别。



而且，将领的才能和勇气，在关键时刻显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内藤支队一到，便布列炮兵阵地，对尖笔山腰的大埔实行炮击。“炮声在山谷里轰鸣，自山顶望去，炮弹爆炸，火光闪闪，黑烟笼罩着山头。……发射的山炮和野炮，弹弹命中大埔，不久引起火灾，火焰冲天。”[《日清战争实记》]



但日军并未立即攻山，而是准备等三路会合以后，三面合击尖笔山。



9日凌晨2时，日军三路攻山，如临大敌，等进入大埔，只见一座空庄，才知道抗日军已于昨夜撤离。



日军这么重视，这么重要的高地，抗日联军却很大重视，轻易弃守，无疑是个极大的失误。要说是李维义不想打阵地战，而准备与日军打运动战，这选择也行啊，可后面的战斗看，联军并没有出现在敌人的翼侧、后方，作战的布置竟恰恰是舍高地而选低地，继续打阵地战。



从这一点上看，抗日联军的战术水平简直降了好几个等级。



8月10日，日军便越过险要的尖笔山，以优势兵力，从四面向新楚军大本营所在地头份街发动了进攻。



李维义终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既乏运筹帷幄之才，又无临敌拚战之勇”。也回答了为什么刘永福不用他而用吴彭年为主将，而黎知府撤换杨载云用上李维义是多么低级的决定。



主动权全部拱手让人，有利的条件也全部送给了日军，新楚军和新苗军集中在市街，地形不利，数面受敌，劣势全部暴露。



“时日军放开花大炮，子如雨下，铳烟散布，不见人面。”不久，李维义大营先被日本骑兵踏破。李维义也不管全军如何，首先逃脱了。



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之下，联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退。



杨载云虽被撤统领之任，仍然奋不顾身誓死拚战，撤退中又主动殿后掩护，不幸身中数弹，带着未能尽驱倭寇的遗恨逝去（“惟杨载云力战，不避铳火。日军前后夹攻，回见大营已破，尤复奋勇为殿，身中数铳而毙。”）



台中抗日军中，又失去了一员干将。本来，他应该也许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这是一位勇者，也是一位忠厚之人。令人叹息的是，他的牺牲不是在豪气干云、意气风发“横扫敌军如卷云”的进攻中，而是葬送在将领无谋的失算中。更可恨的是，这样的事情还一再反复出现。



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也不能稍微削弱杨载云为国献身的光辉。



但令人痛惜的是，自此新楚军锐气尽丧，一蹶不振，台湾府的抗日力量更为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