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上午，孙万龄在酒馆集隆福寺召开各军将领紧急会议。这次，绝不能再给逃跑将军机会了。一仗未胜的阎得胜当即被擒，军前正法。



其实当这个副将真不容易。带着一帮“河工”，愣让去打日军，也确实比较冤枉。但谁让他非要领这份俸禄吃这碗饭呢？



从前后的战斗来看，孙万龄倒是很有勇气的。但他的兵不也是一阵之后，便攻不动了吗？再勇敢的将领，也无奈于清军与日军战斗素质、武器装备的双重差距吧。

孙万龄还是倒了一个霉。



有人说，还是因为这个阎得胜――甲午战后，不知为何，孙万龄被阎得胜临阵脱逃牵连上了――



个中原因，有的说是对阎得胜败逃有领导责任。



还有的说，是孙万龄以山东巡抚的命令为依据，杀掉了阎得胜。但在朝廷上下看来，这是擅杀之罪。



而且早不执行晚不执行，战败后斩了阎得胜。一群人都没有受到追究，却单单拿阎得胜开刀，怎么看也有把人家作为“替罪羊”之嫌。也有人说，此时，还是应该交给上级处理比较得体。



其实，杀一员副将，而且是两军交战的战场上，就山东巡抚的权力应该能够做主。李鸿章也曾命令将刘超佩阵前正法。只是，实情是一个有顾虑，一个没找着。



孙万龄因有顾虑，给了阎得胜一个机会，应该比较可信。



而阎得胜竟然被处分了两次，他才称得上是倒霉透顶呢。



被斩之后的第二天，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李秉衡在奏报中竟然又提到了他的名字。结果“光绪二十一年已未，春正月辛巳（1895年2月3日）”这天，光绪一天两谕旨内提到了阎得胜。先是，根据李秉衡“特参荣成失守救援不及各将弁，请旨惩处”的奏折所列名单，以“该处所驻各营或迎战不力，或救援不及，均属咎无可辞”，命将“候补副将阎得胜……（还有另外四个人一起），均著暂行革职，仍令戴罪图功，以观后效。”如果按这个处置，阎得胜还能活命。可是，倒霉到底的他已经死了一天了。



还是一日之内的事，光绪似乎又记起来了，再下谕旨专门询问：昨天的电报中说有一个阎得胜已经被下令正法了，是两个人吗（还是同一个人）？“又谕……本日李秉衡摺所参失守荣成各员，内有副将阎得胜。前日电奏中又有一先饬正法之阎得胜。是否两人。著李秉衡电覆。”[两电见《清实录》]死了的不能活过来，又能到哪里查去？



这样重大的疏漏，怎么说也是出在李秉衡身上，没有说清楚。



所以，虽然相比来讲东军之中抵抗最为有力、最为积极的孙万龄没有因有功得到嘉奖，反而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壬午（1895年2月4日）”被革职（留任），似乎有点免枉，但却决不是因为处决阎得胜。



是因为私自带队跑回酒馆（所谓“就食”，找饭吃的理由，理所当然被光绪质疑，并在电报中严辞质问），是因为，后来又没有按朝廷的命令赶往威海北帮炮台，而是选择在羊亭集以西的孙家滩阻击日军。而这就再次出现违令和避战情节。因而，也对威海炮台的失守要负重要的责任。



史记，“谕军机大臣等：威海失守……提督孙万林（万龄）、总兵李楹救援不力，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兵部奏：提督孙万林、总兵李楹均议革职。”李秉衡也因“调度失宜”，被吏部奏报加以“降二级留任，不准抵销”的处分。[《清实录》]



从记录看，后来孙万龄倒是很不平，两军停战之后，他又来劲了，不按停战协定划的线让出阵地，后退至威海“四十里外”驻扎，且有过激的倾向，皇上不得不出面警告制止，“饬令孙万林照约办理”，“严饬孙万林等毋得孟浪开枪轰击，轻启衅端”，防止他捅出乱子。这种“逞英雄”搞得确实不是时候，早干什么来？



再后来，孙万龄得到了一个比留任更严厉的处分，“发往军台效力”。



但要注意，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而不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



那就更远远不是阎得胜的“关系”了。是因为，“分统防营管带缺额扣饷”被查明，孙万龄也不免有清军通犯的“老毛病”，被张汝梅查实“该营实有缺额扣饷情事”，所以又由革职加上“永不叙用，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处分。



看似没有希望了，可“永不叙用”也是一句空话。



到了这年（1898年）的12月，皇上便命令祥麟再去看看，“十月丙午。又谕：已革提督孙万林、已革副都统丰升阿前因获罪，发往军台。该二员年力是否精壮，尚堪效用”。祥麟详查的结果当然是“还能用”，所以，“十一月乙卯（12月18日）”这两员“战将”又被“加恩释回，交荣禄差遣委用”了。



孙万龄跟着新贵荣禄（请注意这是新晋的太后的红人）混，还担任了正吃香的武卫中军的前路前营管带。



再接着便遇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又开始打仗。孙万龄改任武卫中军前路统领，恢复原官衔，与洋军交战……然后，摊上了最风光的任务，上演了一出护卫慈禧太后“西巡”的大剧。



护驾有功，官运来得比打仗还快，到了大同，孙万龄便被授以南阳镇总兵了（实职啊）。



不靠谱的大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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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后路已经被日军切断，威海基本已无清军，空城一座。



2月2日上午，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与第二师团分出来抢功劳的第三旅团会师威海城，争先恐后分别派人从东西两门进入城内。



日军主力并不停留，又立即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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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帮炮台，包含祭祀台、黄泥崖、北山嘴炮台，坐落于威海卫城东六里的丘陵地带，地势陡峭，仅有一条小路可通，形势极为险要。



因为北帮炮台又与刘公岛隔海相望，相距仅四里，故对刘公岛的防御关系极大。



守，则相互掩护。失守，则是极大的威胁。



北帮炮台绥军调至威海南路，虽经协调，但实际上留下的空缺并未有山东军前来填补。还是丁汝昌派已经失去了坐舰，被革职留用察看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带二百多名水手，张文宣派护军两哨，前来助守。可是31日夜绥军最后的一营溃散时，吴敬荣“所带协守水手亦随绥军西去”。



2月1日，一点也不放心的丁汝昌再次前往北帮炮台与戴宗骞议商，戴无可奈何说：“所散兵勇招集不回，并台、墙守兵亦溃西去，全台只剩十九人。”



丁汝昌彻底心凉了：“孤台不支，恐资敌用，我船及岛将立见灰烬。”[《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决不能再出现南帮炮台的恶果！丁汝昌决定，既然不能守，就将炮台自毁。



所以，他便先劝戴宗骞转移到刘公岛上。戴宗骞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有南帮炮台的教训在先，满心愧疚，自然也无话可说。长叹一口气，又激越起来：守炮台是我的职责，炮台失陷，我还能到哪里去。此地才是我的死地，只有一死以报朝廷了。



但事情由不得他，丁汝昌一挥手，护兵上前架起戴宗骞就上了船（“挈之行”)。



一身硝烟灰尘的戴宗骞，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官码头下船时，望了丁汝昌一眼，惨然一笑。对搀扶他的水手说：“老弟，谢谢了。我的事算完了，单看丁军门的啦！”[《甲午战争史》]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语义双关。当天夜里，戴宗骞在刘公岛仰药自尽。



2日这天，丁汝昌忙着派舰队水兵进入北帮炮台，将火炮、火药库尽数炸毁，大火连烧了好几昼夜才渐渐熄灭。



当毁炮的舰队官兵刚回到艇上时，日军便平行而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已无炮可用的北帮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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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陷落，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尽管在有些记载中，日本第二军曾下达了不戮一人的命令，但从另外一些记载中，包括搜集到的口述记录，民间悼文内容，可以看出日军罪行的冰山一角。加上大山岩所领导的第二军恰恰是金州、旅顺屠杀的凶手，我实在无法相信身为侵略者的小鬼子，能性情大变，还能在异国的土地上与居民和平相处。



我相信的事实是，踏上威海土地的日军，立刻露出了贪婪的本质和嗜血的兽性。



日军不但四处烧杀，还挨门逐户搜寻财物，遇到店铺更是动手抢劫一空。有诗说，“民间鸡豕竟吞噬，器皿钱财一掠空！”



由于威海百姓对日军充满反抗情绪，征集民夫等工作无法开展，连日方记载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地方以不可通车辆，多募人夫，到处劝诱土民，又多遁亡，应者甚稀，是以搬运甚困。”[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这样的情况下，日军不可能不对反抗的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实际上可以说，威海和周边地区村庄，没有群众被害的地方几乎未有。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苦难，也是无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大清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