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上层对洋务运动的种种挤压、阻滞、牵制，一样不少地反映到海军身上。



权力收归中央，虽然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但财权、人事权，大事的决定权，毕竟还在中央朝廷和衙门。



他们可不会甘心只当个签字盖章的机器。



就是买个新式军舰吧，那得一一报批，就是个程序那也得走到。走程序需要时间（有时会拖很长时间），遇到意见不一致，再三上书，倒腾好几个来回，还不一定说得服、通得过。



所以，具体负责海军建设的地方官员有时采取私下“挪借公款”、“变更项目”，先办事后补报，以违规的方式来办成一件正确的事。



各地督抚请示建造小舰的拨款，就曾集中在一起办大事，第一艘铁甲舰就是这么拿拨给小舰的钱“凑”出来的。



这种事，李鸿章干过，沈葆桢干过，曾国荃干过，有时他们还合伙干过。



这不是一种奇怪的事情吗？



各支舰队负责的大臣有时也要埋头干事，光做不说，悄悄地进行，不至于锋芒太露，刺激了当权者的浓重戒心。



以上还不是最可悲的。



最为可悲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器，海军在自己维护的统治阶层面前，有时竟需要隐藏自己的雄心，掩蔽自己的实力。



饶是如此，统治阶层仍处心积虑对海军实施掌控、约束，限制着海军不至过于强大。



特别是到了海军初步成军，到了发展的关键阶段，海军遭受了“釜底抽薪”一般的打击。



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讨论到。



把海军事务完全还给那些朝廷的当权派？



结果可能更糟。那帮人向来创业艰难时候躲开，看见成果了就眼热，冷言冷语有之，袖手旁观、坐等着挑毛病的有之，指望他们是办不成实事的。



种种原因，洋务派培植了海军的幼苗，到头来，又牵绊了海军发展的步子，而且从一开始就限定了海军发展的“顶棚”高度。



这似乎从开始就预示了，大清国的海军建设，终归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