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朝鲜，于是中国，于是马来，于是整个东南亚。



谁挨着它近，谁就先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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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治政府采取的做法相对应，在思想上，近代主义者福泽谕吉对西欧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心领神会，他抛出《脱亚论》，主张走“脱亚入欧”的道路。



《脱亚论》的理论基础，是论中炫耀的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相形之下，中国与朝鲜却抱残守缺、停滞不前，断定中国、朝鲜必将亡国。



这个理论基础，冷冰冰地，榨也榨不出任何伦理道德和人性成分。



从这个基础上，福泽推理出了――“唇齿相依、邻国相助”的道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与其“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文章最后宣布，“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因此要“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之后的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文人，又将“脱亚入欧”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掀起了狂热鼓吹侵略亚洲近邻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潮。



在明治专制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民族走的竟就是这条通过侵略东亚邻国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跻身帝国主义阵营的“脱亚入欧”的道路。



这条充满血腥的道路，借用福泽谕吉书中曾用的“杀鳅养鹤”一词来譬喻，即“杀”东亚邻国之“鳅”，以“养”日本之“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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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是，这些理论，不仅产生于日本朝堂之上，更大量充斥于在野的民人学者之中，甚至“传染源”就在社会民间。



朝野配合、相得益彰，泛化开去，就成为日本全民族的思想意识。



记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对外扩张思潮，决不单纯是少数日本“封建军国主义”者的思想特征。



共振，共进，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中的一个固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