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争立“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1 / 2）
第二节争立“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日本人从来不想当弱者，而是要当强者。
日本在吸收中华文化和政治制度上，极为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日本引进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概念，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一个明显的取向就是，日本也想学习中华，当一当“老大”，弄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始终抗拒自己被纳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之中。[参见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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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争取平等地位。
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最早日本分为上百个国家，有的国主一直给中国纳表，自称倭王，而不称皇。甚至想方设法获得中国皇帝给的封号，有时求得一个“倭王兼某某大将军”的封号，那在列国之中，就很牛了。有了一个靠山，干什么也有面大旗，打出来好使。
尽管日本人可能不太方便承认，但日本福冈博物馆藏国宝、一方东汉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委奴王印”，照片和印文还印到了邮票上，这方金印就证明了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情形。
日本列岛基本统一以后，倭王的王权大增，追求也“高大上”，不满足于称王了。
日本向中国隋朝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使团到达洛阳，“团长”小野妹子（男人）向隋炀帝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古代以来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的规矩，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这个倭奴统治者突然自称“天子”，还有什么“日出”、“日没”，令炀帝大为上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倭国传》]后来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带的书信开头写着“皇帝问倭皇”，还是加了个定语——倭，你还是倭王，地方小政权。
当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陪伴着再度来中国，日本国书吸取了前次教训，抬头变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还是表示敬意的呢？不争天子可以，既然你已称我为皇，我们就争“皇”的称呼。人家还嫌倭—皇……太那个，都称“天皇”了。
这其中发生了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国，就把国书弄丢了的事情。以后史学界对丢书真假也有很多猜测，有的就认为不是丢了，隋朝国书大写隋朝廷对日本修书称呼和用语不当无礼的指责，言辞很严肃，小野担心天皇看了震怒，就耍滑头而故意毁掉了；也可能是小野秘密呈给了天皇，为防有损天皇威严的不利之词扩散，就没有公开，而是宣称丢失。
我觉得“国书未丢”有一定道理。
因为以后出使中国时，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日本连续多年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还有唐史（《唐书》，《新唐书》等）皆记载日本经常“遣史朝贡”，两国交流是不断的。
对是否携带国书的问题，日本史学界争论不断。
主流意见倾向于“不携国书”，因为日本史书中就没有记载携带国书的事。再说，携带国书，光在确定双方领导称号上就是一个难题，再搞你们皇上、我们皇上怎样怎样，只怕容易引起隋帝那样的不快。
但遣唐使必竟是“出使”，不拿出倭王的书信，就能好吃好喝招待着，一路护送到长安，然后还能出入大唐朝廷、大学校园，做官、留学？
所以连日本也有人不这么看，如东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时代的天皇，对外奉大唐为宗主而遣使纳贡，对内逞神国之威而隐瞒真相，这便是正史不录两国往来国书之原因所在。”[王勇著《日本文化》]东野的观点不无道理，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去考虑，更让人觉得，“隐瞒国书”较之丢失国书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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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不但隐瞒了，而且这种隐瞒做得更巧妙。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没留下太多痕迹。
我下功夫查阅了一番我国的历史资料，确实没有找到相关日本直接递送国书的记载。
但，国书确实是递了，跟随他人一起。
《旧唐书》记：“太宗贞观五年(631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久之，更附新罗使者上书。”这是说，唐太宗对待日本使者很客气，体谅日本离大唐远（还风大浪大的），就不要一年一次过来磕头了，有关部门也不要太计较。太宗派使者高仁表去日本，宣示自己的意思。因为仁表执意要倭王北向接受唐皇的国书（北方为上位，皇上都是在北面的。而北向表示臣服），倭王（实际当政的圣德太子）硬挺着不从，双方发生争执，高仁表一气之下，也没交国书就回来了。
但公元648年，日本“附新罗使者上书”，借着唐朝的藩属国新罗朝贡的机会，和人组团一起来到唐朝了。而“附”别人上书——是附在后头几页纸，还是附了个落款，都有可能。
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了很多年，例如，“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蝦蛦人偕朝，”这次还跟着虾夷（现称北海道，当时还不属日本）使者来了。
这说明，类似这些情况下，日本是耍了个心眼，通过“借光”新罗或蝦蛦（虾夷），达到了既递了国书，又没有留下国书痕迹的目的。
这就是日本采取的策略。
对没有携带国书一说，日本史书得意地解释说是不破坏圣德太子立下的规矩。那就宁可跟着新罗、跟着蝦蛦一起来了？绕了一个大弯子，其实揭破了，在“国际”上丢脸丢得更大。
还有其它的情况下呢？象“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这次应该是自己来的了吧）。
《新唐书》记“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倭国）出兵援新罗。”高宗都能大模大样地给日本发文件，让他们出兵支援新罗，可见此时高宗是不客气地把日本当属从支使的（这应该是两国关系的真实状况）。
兵是发了，但发兵的结果，竟发生了“白江口一战”。
据《新唐书》记载，百济国被破之后，百济国的王子扶馀丰奔逃日本，后又造反，企图重建百济。“丰率亲信……与高丽、倭连和。”
原来是百济的残余跟倭奴联合了，仍然拉上了新罗北面的高丽。日本不知哪根筋又拧上了，可能觉得百济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又有高丽，胜算很大，于是打着“挺小弟”的旗号来搅和，想捞一“票”。
唐朝大军来挺新罗，大将“仁愿……乃与新罗王金法敏率步骑，而遣刘仁轨率舟师，自熊津江华进，趣周留城。丰众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丰走……伪王子扶馀忠胜、忠志率残众及倭人请命。”
这就是发生在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某些现代学者所谓的“中日间第一次直接军事对抗”，不过是日本自己找残，被唐兵顺手就给打了。日本武士的“战斗值”与唐朝将士相比，真不在一个等级上。试了试大唐的刀口，一下就没血了。本想趁火打劫的，没想到火放大了，把自己烧了。如果按日本吹嘘的一千只战船算，也有40%灰飞烟灭了，剩下的赶忙投降。
日本人从来不想当弱者，而是要当强者。
日本在吸收中华文化和政治制度上，极为注意形成自己的风格，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日本引进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概念，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一个明显的取向就是，日本也想学习中华，当一当“老大”，弄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始终抗拒自己被纳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之中。[参见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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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争取平等地位。
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最早日本分为上百个国家，有的国主一直给中国纳表，自称倭王，而不称皇。甚至想方设法获得中国皇帝给的封号，有时求得一个“倭王兼某某大将军”的封号，那在列国之中，就很牛了。有了一个靠山，干什么也有面大旗，打出来好使。
尽管日本人可能不太方便承认，但日本福冈博物馆藏国宝、一方东汉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委奴王印”，照片和印文还印到了邮票上，这方金印就证明了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情形。
日本列岛基本统一以后，倭王的王权大增，追求也“高大上”，不满足于称王了。
日本向中国隋朝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使团到达洛阳，“团长”小野妹子（男人）向隋炀帝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古代以来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的规矩，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这个倭奴统治者突然自称“天子”，还有什么“日出”、“日没”，令炀帝大为上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倭国传》]后来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带的书信开头写着“皇帝问倭皇”，还是加了个定语——倭，你还是倭王，地方小政权。
当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陪伴着再度来中国，日本国书吸取了前次教训，抬头变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还是表示敬意的呢？不争天子可以，既然你已称我为皇，我们就争“皇”的称呼。人家还嫌倭—皇……太那个，都称“天皇”了。
这其中发生了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隋国，就把国书弄丢了的事情。以后史学界对丢书真假也有很多猜测，有的就认为不是丢了，隋朝国书大写隋朝廷对日本修书称呼和用语不当无礼的指责，言辞很严肃，小野担心天皇看了震怒，就耍滑头而故意毁掉了；也可能是小野秘密呈给了天皇，为防有损天皇威严的不利之词扩散，就没有公开，而是宣称丢失。
我觉得“国书未丢”有一定道理。
因为以后出使中国时，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日本连续多年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还有唐史（《唐书》，《新唐书》等）皆记载日本经常“遣史朝贡”，两国交流是不断的。
对是否携带国书的问题，日本史学界争论不断。
主流意见倾向于“不携国书”，因为日本史书中就没有记载携带国书的事。再说，携带国书，光在确定双方领导称号上就是一个难题，再搞你们皇上、我们皇上怎样怎样，只怕容易引起隋帝那样的不快。
但遣唐使必竟是“出使”，不拿出倭王的书信，就能好吃好喝招待着，一路护送到长安，然后还能出入大唐朝廷、大学校园，做官、留学？
所以连日本也有人不这么看，如东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时代的天皇，对外奉大唐为宗主而遣使纳贡，对内逞神国之威而隐瞒真相，这便是正史不录两国往来国书之原因所在。”[王勇著《日本文化》]东野的观点不无道理，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去考虑，更让人觉得，“隐瞒国书”较之丢失国书有道理。
**********
事实是，不但隐瞒了，而且这种隐瞒做得更巧妙。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没留下太多痕迹。
我下功夫查阅了一番我国的历史资料，确实没有找到相关日本直接递送国书的记载。
但，国书确实是递了，跟随他人一起。
《旧唐书》记：“太宗贞观五年(631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久之，更附新罗使者上书。”这是说，唐太宗对待日本使者很客气，体谅日本离大唐远（还风大浪大的），就不要一年一次过来磕头了，有关部门也不要太计较。太宗派使者高仁表去日本，宣示自己的意思。因为仁表执意要倭王北向接受唐皇的国书（北方为上位，皇上都是在北面的。而北向表示臣服），倭王（实际当政的圣德太子）硬挺着不从，双方发生争执，高仁表一气之下，也没交国书就回来了。
但公元648年，日本“附新罗使者上书”，借着唐朝的藩属国新罗朝贡的机会，和人组团一起来到唐朝了。而“附”别人上书——是附在后头几页纸，还是附了个落款，都有可能。
这样的情形一直保持了很多年，例如，“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蝦蛦人偕朝，”这次还跟着虾夷（现称北海道，当时还不属日本）使者来了。
这说明，类似这些情况下，日本是耍了个心眼，通过“借光”新罗或蝦蛦（虾夷），达到了既递了国书，又没有留下国书痕迹的目的。
这就是日本采取的策略。
对没有携带国书一说，日本史书得意地解释说是不破坏圣德太子立下的规矩。那就宁可跟着新罗、跟着蝦蛦一起来了？绕了一个大弯子，其实揭破了，在“国际”上丢脸丢得更大。
还有其它的情况下呢？象“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这次应该是自己来的了吧）。
《新唐书》记“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倭国）出兵援新罗。”高宗都能大模大样地给日本发文件，让他们出兵支援新罗，可见此时高宗是不客气地把日本当属从支使的（这应该是两国关系的真实状况）。
兵是发了，但发兵的结果，竟发生了“白江口一战”。
据《新唐书》记载，百济国被破之后，百济国的王子扶馀丰奔逃日本，后又造反，企图重建百济。“丰率亲信……与高丽、倭连和。”
原来是百济的残余跟倭奴联合了，仍然拉上了新罗北面的高丽。日本不知哪根筋又拧上了，可能觉得百济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又有高丽，胜算很大，于是打着“挺小弟”的旗号来搅和，想捞一“票”。
唐朝大军来挺新罗，大将“仁愿……乃与新罗王金法敏率步骑，而遣刘仁轨率舟师，自熊津江华进，趣周留城。丰众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丰走……伪王子扶馀忠胜、忠志率残众及倭人请命。”
这就是发生在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某些现代学者所谓的“中日间第一次直接军事对抗”，不过是日本自己找残，被唐兵顺手就给打了。日本武士的“战斗值”与唐朝将士相比，真不在一个等级上。试了试大唐的刀口，一下就没血了。本想趁火打劫的，没想到火放大了，把自己烧了。如果按日本吹嘘的一千只战船算，也有40%灰飞烟灭了，剩下的赶忙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