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先收拾了倭奴，回过头去，又把跟倭奴勾结的高丽捶扁了。



投降的就成一家了，大唐灭了高丽，日本又赶着派人朝贺了。



朝贺怎能不带国书？总得得封贺信吧？



那就只能硬生生以“弄丢了”对外搪塞了。



所以，即使递国书，也不入记载之中，应当是比较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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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以上，可以认定，日本是坚持不接受唐朝的册封的，这倒是不假，而且态度还相当不老实。



隋唐将日本与新罗、百济、高丽一道列入东夷行列，史书记载也将其放在一起，始终称其为倭，或倭国，不再称其为倭奴罢了。



后大唐改称其为日本，是因为日本使者老来中国，文化知识多了，弄明白了倭字不好听，就自称改名为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新唐书》]看来日本国名是日本积极推广、唐朝逐步认可的。



在这些故事中，一直被中华列为蛮夷的日本，自称“皇”和“天子”，始终希望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就体现了这种追求和维护平等地位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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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争夺藩属国。



日本也想搞自己的“华夷秩序”，做梦也想。



但向太平洋望去，几乎空空荡荡，只能眼睛向西。于是问题和矛盾来了——



“地盘”就这么大，日本的理想必然要与中华属国产生交集。



交集产生争夺，争夺终会产生碰撞。



前边说过的，倭王讨封号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例如，中国南北朝时期，倭王珍于438年遣使讨要封号，要求宋文帝刘义隆正式批准他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这已是公然在中国的地盘上讨属国了，文帝全部删除，只认他个“安东将军、倭国王”，不但否认百济、新罗、秦韩、慕韩等朝鲜半岛诸国归他管，把他打回到日本诸岛那片地盘上老老实实待着去，而且从“将军”称号看，地位都低于在此之前封为“镇东大将军”的百济王。[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以后这类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



等倭奴翅膀硬了，到了感觉可与中华帝国比肩，就不要封号了，专门争藩属国。



即使只是嘴上吵吵，那也是吵吵不停，象苍蝇嗡嗡不绝。



求人也不忘嘴硬地吵吵一番。



德川将军家康托中国商人带给福建总督一封信，求天朝给派发“执照”，“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那就有意思了。



在信的开始，先是不忘吹嘘日本“其教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贡。”上述国家基本都是向中国纳贡的中国藩属国，说他们向日本“上书输贡”，根本不是什么事实，只是一个理想。



看德川的语气，纯粹是来“找茬”的。



但接下来，说的话就有意思了，语气可谓急转直下。



“我邦虽日出海隅，谚亦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望也。中华虽设珍贵，而其不动遐迩博爱之意哉。感激之至在于言外。”



到底是有求于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海外一隅的“蕞尔国”，中华“以大事小”，说的话也谦卑起来。



那你说前边那一大堆让人长气的话干毛用？



读来简直不是一个人说出来的。莫不是日本人“精神分裂症”随时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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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就是欠揍。



四面环海，孤悬海外。除了外出不方便，别人也很难打进来。在航海技术不够的时代，“一衣带水”保证了日本的安全。可以说，日本所处的位置“恰好”，真是上天所赐，既与中国相近，虽然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才能来一趟，但却能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同时又避免了被中国征服的下场。真是占尽其利，而无其害。



中国元朝曾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集结大军进攻日本，后一次差点得手，但两次都因突然刮起的海风而受挫。从此，日本笃信有一股不知哪儿来的“神风”始终在保佑自己。



那时没有蒸汽大船，更没有轮船、飞机、导弹。日本人得以在岛上做自己的大国梦。



以文化上的独立争取地位，以不定时的军事挑战侵占、夺取利益，最终退化到只顾利益的军事冒险。即使今日的日本走向看，对外武力征伐、破坏和平的风险并没有减少。至今，日本也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国际观和对华关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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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开始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起，从公元7世纪日本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种称谓，到了16世纪末的德川幕府将琉球收入自己的纳贡体系，还进一步觊觎朝鲜，这种努力时刻不懈。



一直到，1873年，《日清修好条约》签订，日本天皇如愿以偿地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