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证据还不够“铁”，那么两则事可以佐证。



一是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作为军机大臣，还到天津视察军舰战备情况，李鸿章怒目以视，质问：“你自己就掌管财政，平时请示拨款都是被你否决，现在问军舰，你说军舰可顶事吗？”（“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一般人被这么抢白，应该无话可说了，但翁同龢有话说。曰：“我为国家节省支出，是尽自己的职。如果我办的不对，为什么不再上报请示？”



这简直是耍流氓的腔调嘛！



二是1894年10月，户部对北洋未购军舰的“完美”解释是：奏明停购军舰两年，是1891年的事，已经解禁两年了，一些省份也购了枪炮，北洋没有购，却不知什么原因。



话外之音，责任还是在北洋自身。



这已经不是耍流氓的层次了！是“流氓懂文化”的高度！



这就是翁同龢老先生“正大光明”干的事。



对，我也仔细查证了一番，有记载，买船是买了。1894年2月，“（光绪）二十年，订购英国砲舰一艘，命名福安。”这是甲午战争打响的当年！



也有记载，解禁以后，南洋确实也定购了外舰，但是，直到1895年，“二十一年冬，南洋订购之辰、宿、列、张四雷艇来华。飞霆、飞鹰二驱逐舰在英、德厂造成。”这年冬天——甲午战争已经结束，南洋定购的鱼雷艇刚驶回大清，而两艘大的驱逐舰才刚刚造成！



买船不是逛超市，也不能是逛二手货市场，都有现货。造铁舰，可不是纸糊个风筝，一天半日就行了的。



你去年前年订，今年能用上，就算不错了。



真叫人攥紧铁拳、咬紧钢牙，现在到来，于前事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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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把公家的银子往自己兜里装，是清廉；按照开支项目用钱，不挪借乱花，是公道；维护国家强盛，是职责；能不能把银子用到刀刃上，花在急需的地方，是智慧。（对现代人讲，除了搞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研技术发展等等，还可以使用财政补贴等作用，发挥财政支出在市场经济上的杠杆作用。）



当权者在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个人学识修养、成长经历所造就的思想意识、学术观点，乃至性格喜好，无一不是决定其决策和行为走向的关键性因素。在一个权力往上集中、各级各部门都是个人说了算的封建制度下，有时候，当权者个人一个念头能成事，也可能会坏事。



特别是，判断银子怎么花才好，凭借的只剩下了“智慧”——精于政治斗争和人情世故的另类智慧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再来仔细琢磨，翁老师为啥对水师，对海军如此苛刻？



因为，皇帝家知道的道理，翁老师一样：捏住各支军队的钱袋子，筹拨饷银公费，就是捏住他们的“撒手锏”。



这样做又是因为，他是清流派领袖，是慈禧一度宠信的大臣，但他更是帝党的头儿。



作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一甲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出身的学者型官员，翁老师与李鸿章这些“公务员考试”成绩没自己高，与左宗棠、曾国荃这些甚至都没通过考试的官员们不同。加上他们是借镇压内乱起步、走到封疆大吏位置的，可能属于走的道不同，也就谋不到一起。加上文人统兵，好像比单纯的武将还难斗，让人戒心更重。



虽然瓮老师大多时间都是在两朝皇帝的书房教书，在朝廷内行走、提建议拿决策，但好象没怎么佩服人家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善于处理社会安定问题等优点，也没有对他们的经国治世的能力水平表示出相当的认可和信任。



这都是一方之见，也算互有成见吧，人家还不一定瞧得上他老翁呢。



不过，要说翁同龢迂腐，只知孔孟之道，似乎也不对。他在对光绪帝教授《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还讲授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据说这些对光绪帝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么说的话，他还是洋务运动的理解支持者，甚至思想上比洋务派走得更远。



历史上的清流派，虽然对办洋务之人“清议”最多，但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也是对人不对事，对洋务运动的成效并没有持全面否定态度，清流派一大主将——张佩纶，还是李鸿章办洋务，特别是建海军的第一谋士。由此推断，说“翁同龢是清流派领袖”是绝对正确的，但还不至于因李鸿章办洋务而和他势成水火。



以上原因都不是关键的话，那就只有更重要的——权力。



可以理解，以前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同治，刚刚出师，据说得了种“不明不白”（不好明说）的“皮肤病”（路边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常有这类信息），“龙驭宾天”了。这次辛辛苦苦培养的学生光绪已经成人，就要亲政，翁老师除了倾心传授毕生所学，也将中兴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学生身上。



那就尽一切力量，包括培养一帮人，保证光绪能够坐稳宝座。在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中，这是不能不做、不能不预先筹划的大计。于是我们看到，太后三度亲点、两任的帝师，已经成为帝党的头领。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帝党头目翁同龢——后党支柱李鸿章——淮军，海军。



削除李鸿章权柄，就是弱化太后势力，而牵制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



海军呢，外敌呢……权力斗争就是这样，冷酷而直接，只问自己的目标，一切形势均可利用。



所以这位翁老师，心理实在是有些阴暗。一直以来，你可以忌惮李大人的权势太可怕，但不能怀疑李大人的事情才对大清有补益。如果大清败了，你的学生还能到哪里去当皇帝？



你赞成的我就要反对，你想干的我就让你干不成。这已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办事的唯一规则。



也许他到最后还认为这样做的是对的，是对朝廷、对国家负责呢——我心光明正大，日明可鉴，天理昭昭，唯有公心，不存私怨……



个人的名节，个人的政见，都大得过大清的安危，民族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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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感到自己在接近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北洋海军，一直在夹缝里艰难地生存。



这或许也是停购军舰的最终答案。



我曾经无法理解慈禧一个老娘们，竟然能让一帮大臣服服贴贴，玩弄于股掌之上，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执掌朝廷几十年，也祸害中国几十年。当然我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片面认识，才有的无法理解。



中国的皇上既有实权，也是一个象征，一帮子地主的头、全国最大的地主，执政集团就需要这么个象征。按中国的传统，大臣的意见也要皇上扣个章、下个文，才能发布出去。几千年都是这样传承的，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皇上就是个代表嘛，公司董事长，摆也要摆上位置，一切事都有了正统性。能从皇族中选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当皇上，历朝历代这种事都没少出现。反正是有了正统性，才好办。



所以象曹操这样的强人敢“挟天子以令诸候”，却至死不敢称帝；所以象曾国藩这样的“大哥”也“削兵自保”，仔细掂量着在保持权力与不引起朝廷震动之间寻求平衡。



咱中国这一点和日本不同。我见过所有的资料都说明一个事实，日本天皇多数时候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单纯的象征，吃穿都供不上的时候都有。他自己都承认“政权归于武家”，将军幕府长时间不鸟他，发通知都不需要他扣章。不管大臣掌权，还是幕府掌权，日本权力移位时，除了底下一群人之间比谁更强、更狠，没人打算换天皇，因为不需要、没必要。这也是天皇保持“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因。



种种原因吧，自从慈禧拉上恭亲王弈?，以雷霆之势，扫除了执政的“八大臣”，另一个集团便登台了。



不能否认，慈禧确实是个弄权的天才，一帮子清朝大臣们围着慈禧这个老妇人转了几十年，却又更象是攀附在这个集团大树上的藤萝，相互遮护的，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而已。



李鸿章莫能外之。身处朝廷之外，更要小心保持“土底下”和庙堂之上根子上的共生。



靠她，不一定成事；离开她，绝对能让你坏事。



谁肯拿北洋海军的急需忤慈禧之威，丢了顶戴、前程，坏了整体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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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说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但不能说有了世界眼光、有了现代民主意识，他就能“改道”。虽然他访问德国，专门就内政改革与“铁血宰相”俾斯麦有过交流，也在天津与到访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维新一事有过问答，但恐怕只是叹服，断不敢生出制宪、分权、宰相内阁掌权的非分之想。特别是对于皇权的染指，是谁也不敢妄为的僭越行为。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中国国情的限制。



所以，曾国藩没有拥兵自重，李鸿章也没有。



甚至李鸿章更甚于曾国藩，或许他十分想强化手中的北洋，借以强化自己的地位，但又不能不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这一点，李鸿章成功做到了。至少在外观上，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他也简直称得上是兢兢业业为皇家的典范。



这就是他和一大批晚清重臣的共同特征：对清廷忠心不二，胸怀富国强军的抱负，与命运奋起抗争——对外与战斗，对内还要与政敌回旋——最后，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不得不承受大清一败再败的结局，并承担身后的滚滚骂名。



这是一代名臣们改变不了、抗争不过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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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在权力网的“结点”上，被相互拉扯。又在平衡的需要下，受到挤压。



他的实际的统帅有时也无能为力。



恰如李鸿章自己对翁同龢说的：朝廷怀疑我有异心，朝中官员参我贪污，我再喋喋不休要银子，今日还有我李鸿章吗？（“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大清朝廷不给银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也不再投钱给海军（是怕）。北洋有一大把银子，却没有再添到海军中去。



有人讲北洋海军境况是：不差钱的大清，差钱的海军。



这是可以认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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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日本。



前边我们讨论过在中国开始建水师的时候，日本干了些什么，两国都想强国，强军。这段时间他们又干了什么？



现在可以两相对比：



起始——中国搞洋务，日本搞维新。



目前——中国在造园子，日本在造船。



大清倾全国之力，不惜挪用海军经费造园子；天皇带头节省宫内用度，全国勒紧裤腰带造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