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停购外洋军舰迷案（1 / 2）
第四节停购外洋军舰迷案
在海军军费这个迷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之后，清政府就停止海军新购军舰和更新设备。
就算后来恢复了，但订的舰在甲午年后才来。确切说，到甲午战前，没有补充新舰。
为什么这项工作会停止？如果不是军费的原因，又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算坚持认为“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而很少挪用海军经费”的研究者，显然也给不出答案，只能建议应该从其他政治等方面深入研究，比如，从统治集团何以“不为”的角度着手分析。
不错，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的确应该从其他角度去寻找答案。
**********
这些事当然是他们干的。
我怀疑，甚至从一开始，大清朝就没打算连年投入巨额经费建设海军。虽耗资千万两白银，但前期铺下一个大摊子，已占去了相当部分，即使到成军后，也只能算是一支维持性军队。
说穿了，制约大清海军的首要因素，仍然是还是那个战略指导思想。
不仅落后，而且保守。
朝廷也罢，北洋海军也罢，加上李鸿章大人，对海军作用方面的认识，是基本处于一个层面上：短期内能有一支能够保卫沿海的近水海军，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即算完成任务。
换句话说，这个具体要求，不过就是“打不过，能吓住”罢了。
北洋海军规模初具，海军大臣奕譞视察检阅之后，十分满意，认为战斗力十分可靠，足以自保了，还提出给这个封赏，给那个授勋；李大人也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虽然前一句说出了北洋的困境，但后一句更让太后皇上欣慰——“渤海门户深固不摇”。
而且，李大人还奏报，北洋水师镇远、定远几次赴日访问，已经充分“宣威”，看样子日本人是给镇住了。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那自然便可高枕无忧了。
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朝廷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咱中国这么大，一个省都赶上欧洲一个国家了，纵贯于中国历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解之题。分封，诸候国对抗中央，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并起，汉有“八王之乱”，元有汗国分裂，明有藩王之乱、靖难之战，清朝前期，还出了个“三藩”之乱；中央集权，也要防着不听招呼的。郡县制，行省制，不管是中央直管州县，还是派出行省，最后都难保地方不坐大。最早实行郡县制的秦国迅速瓦解，盛唐基本败于节度使叛乱。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例子。宋朝对地方管得很严，尤其是对军队将军们防得特别死，结果被打到江南，到了江南还是“严防内部”，结果又被打到了海上。
这个难题，基本上无解了。
大清也逃不出这个“怪圈”。
尤其到了清末，朝廷腐败、兵不能战，事实上，从八旗到绿营，败坏得一支比一支快。到最后，绿营都不行了，只好靠团练，靠湘军、淮军。随着各派军事力量的消长，权力已不可避免地向汉族大臣和地方督抚手中转移。中央政权力量削弱，终于使后起的督抚将军们拥兵自重，明里暗里与朝廷对抗。
到处“摁下葫芦起来个瓢”，各地起义差一点点就扳倒朝廷，这些“火”虽然扑灭了，但随即，借平叛整乱编练武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又成了朝廷一大危险。
这个难题始终摆在朝廷面前，还让不让太后睡个安稳觉啊。
而内廷官员与太后、皇上思想倒是一致，时刻与地方督抚将军们进行着权力的斗争。再加上满族权贵们，也极为“不满”，想方设法削弱对方，坚强自己。
说穿了，各大臣练兵，是为了“剿匪”，手里一直有兵，还是因为“剿匪”。要不是“匪乱”不断，各大臣的兵早削没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北洋水师的建设，是在原来水师的基础上进行的，各支水师分南北洋大臣、两江、两广总督分别负责组建和训练，建着建着，朝廷迟早会回过味来——好象又有点成了他们手中掌握的一支力量了？
当然是了。这也是各地督抚下力气、自己想办法投银子，建厂子，买军舰的一大直接动力。
对此，朝中的清流派官员（汉族“忠臣”也不少）们没少念叨，上书弹劾得厉害，每一锥子下去，都带出血来。“海军非大清海军，乃李鸿章的海军”，这样有杀伤力的话都出来了。你说掌握大清最高权力几十年，都已经炼成“猴精”了的慈禧会看不出来？
对地方大员，不能没有，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了，江山早丢了，就是还有命在，他们娘们也不知什么地方找吃的去了。一大家子跑到承德“避暑”，完了又“避寒”，这样的事不是没有过。但是又不能让他们权力过大，怎么办？
慈禧的经验就是捏住李鸿章这帮子人，没事再挑挑他们之间斗一斗，抓住时机削一削他们的力量。
捏住李鸿章他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权——我不给你银子，你就办不了。
所以，慈禧热心修园子，而不再积极建海军，也许就是因为一个说不出口但相当现实的考虑：海军够大了，再下去就不好说了。一但权力构架失衡，那么倒塌之下的废墟里，肯定会有自己。
至于争斗，是时刻存在的。
斗争只需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
而且机会总是会送上门来。
在大清这个纵横交织的矛盾“大网”中，横线扯平了还有纵线，总会在某个网眼上拉扯出故事来。
这就是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三个根本性的因素——派系斗争。
朝廷与地方上下拔河的同时，太后“老当权派”、皇帝“新势力派”各拉一帮，伺机展开较量；满族权贵与汉族官员警惕争斗的清朝“先天性疾病”；各地督抚间也是分分合合，斗斗和和，上边有压力，就结成统一战线，眼前有利益，就你争我夺。
朝廷到各级充斥着拉拢与打压，结党与分化，明谋与阴谋，局面相当复杂，构成一片晚清政治乱局。
在这样的乱局中，所谓识“时务”的形势估计，官场的游戏规则，政治斗争的幕后暗室，模糊了人的底线。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是非界限，看人也不是好人或坏人那么简单。
翁同龢，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支持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光绪悲惨被囚禁，维新派几乎被扫光，他也被整得跟孙子似的，所以，曾经我对他深表同情。翁老师还是大清名臣，有名的清官。多年位居高层，被罢黜返乡时，竟基本上不名一文，落到靠学生故旧接济才能过活的境地。长期管着那么多官员的考评推荐，掌着户部财政大权，竟能做到不贪不占、两袖清风，69岁被赶回家，到终也没犯类似“59岁现象”的错误，就凭这个，也值得我辈敬仰。
但事实证明，我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全面地辩证地去看一个人。他的局限性，他的复杂性。
就是这位翁老师，在接任户部尚书时，对北洋水师经费能减则减，能扣就扣，实在不能扣也得拖一拖。户部奏请停购外洋船炮的奏章，实际上就出自翁老师之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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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887年，武陟沁河、郑州黄河先后漫堤决口（“八月，决郑州，夺溜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急需银子去堵“口子”。御史周天霖、李士锟先后奏请设立郑州河防工程的例捐（“先后请开郑工例以济要工”）。但户部会议上报的结果，是开了郑工捐，但停海防捐。
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怎么主持的工作呢？
起初，部分官员建议不必去管黄河决口，而乘机让黄河重走老河道（“议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复故道”），让它随便流吧，省钱又省事。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廕一起上奏，直陈不可，强烈建议封堵缺口。等真正把堵口子的人派出去了，钱又出现“口子”了（“时工赈需款钜且急”）。翁同龢光知道凑热闹了，忘了人家工部尚书只管报工程、找施工队，他却要负责找钱了。
然后，户部就上报了一个筹款的办法（“户部条上筹款六事”），这六项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停购军械船只机器。这等于是断了水师的装备更换之道。还有一条，裁防营长夫（防营本为各省驻守之兵，前以绿营、后以淮军为主，长夫则是清军长期雇佣的担任后勤的人员），都是动李鸿章的“奶酪”。
在翁同龢眼里（或者单纯是在他的理由里），军械存积已经够多了。按照他的意见，大清的（或者说是洋务派手里的）船厂、枪械厂每年耗费上百万两白银，就应该自己生产。
虽然，“议上，诏裁长夫、捐盐商及预徵税银，馀不允”，朝廷否决了停购军械船只机器的建议。
但是，户部到底还是借着开郑工捐，停止了海防捐。
前边说过，海防捐是各省每年上交的特殊捐税，是大清水师拨款的补充，专门用于北洋舰队建设，甚至比拨款还要可靠一点，所以至关重要。北洋水师还未成军，这项常年经费却没了着落。直到三年后，为筹办海军，才停止郑工捐，开海防新捐。
实际上，这三年内，所有沿海沿江各省确实一律停止了向外洋购买枪炮船械。
为啥？太后、皇上不是回了翁尚书的建议吗？
是，但银子还是没办法。我翻到的情况是：翁大人对海军催促拨款，不说不给，就是说“等等”，今年等到明年，明年的可能等到后年，就是拖欠，也给不到足额。
没办法，只好改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等处自行制造，采用“国产货”了。
技术上就差强人意了。
翁同龢这几手，基本上让北洋水师在正式成军后，马上就陷入无法更新装备的境地。
而在河工结束后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户部上书，称“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于是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
好一个“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多么充分合理的理由，这次可是一下子就把太后、皇上说动了。
这就是前边所讲的，李鸿章等来的通知，也是前边所写的，清史记载的“十七年（1891年）四月，户部请停购外洋枪砲船只机器二年，以所节价银解部充饷”一事。
无可质疑，清史记得清楚明白。
海防新捐，重开又能怎么的？这次真的是有钱也不让外购了。
北洋水师再次陷入无法外购的境地。据说，李鸿章当时正在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结果被日本买去。
整整7年。北洋水师没能外购一条新战舰，一门新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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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禁令人深思，翁同龢在这件事情上绝对脱不了干系。这老先生再缺钱花，为什么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盯着船炮经费？
在海军军费这个迷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之后，清政府就停止海军新购军舰和更新设备。
就算后来恢复了，但订的舰在甲午年后才来。确切说，到甲午战前，没有补充新舰。
为什么这项工作会停止？如果不是军费的原因，又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算坚持认为“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而很少挪用海军经费”的研究者，显然也给不出答案，只能建议应该从其他政治等方面深入研究，比如，从统治集团何以“不为”的角度着手分析。
不错，这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的确应该从其他角度去寻找答案。
**********
这些事当然是他们干的。
我怀疑，甚至从一开始，大清朝就没打算连年投入巨额经费建设海军。虽耗资千万两白银，但前期铺下一个大摊子，已占去了相当部分，即使到成军后，也只能算是一支维持性军队。
说穿了，制约大清海军的首要因素，仍然是还是那个战略指导思想。
不仅落后，而且保守。
朝廷也罢，北洋海军也罢，加上李鸿章大人，对海军作用方面的认识，是基本处于一个层面上：短期内能有一支能够保卫沿海的近水海军，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即算完成任务。
换句话说，这个具体要求，不过就是“打不过，能吓住”罢了。
北洋海军规模初具，海军大臣奕譞视察检阅之后，十分满意，认为战斗力十分可靠，足以自保了，还提出给这个封赏，给那个授勋；李大人也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虽然前一句说出了北洋的困境，但后一句更让太后皇上欣慰——“渤海门户深固不摇”。
而且，李大人还奏报，北洋水师镇远、定远几次赴日访问，已经充分“宣威”，看样子日本人是给镇住了。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那自然便可高枕无忧了。
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朝廷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咱中国这么大，一个省都赶上欧洲一个国家了，纵贯于中国历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解之题。分封，诸候国对抗中央，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并起，汉有“八王之乱”，元有汗国分裂，明有藩王之乱、靖难之战，清朝前期，还出了个“三藩”之乱；中央集权，也要防着不听招呼的。郡县制，行省制，不管是中央直管州县，还是派出行省，最后都难保地方不坐大。最早实行郡县制的秦国迅速瓦解，盛唐基本败于节度使叛乱。
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例子。宋朝对地方管得很严，尤其是对军队将军们防得特别死，结果被打到江南，到了江南还是“严防内部”，结果又被打到了海上。
这个难题，基本上无解了。
大清也逃不出这个“怪圈”。
尤其到了清末，朝廷腐败、兵不能战，事实上，从八旗到绿营，败坏得一支比一支快。到最后，绿营都不行了，只好靠团练，靠湘军、淮军。随着各派军事力量的消长，权力已不可避免地向汉族大臣和地方督抚手中转移。中央政权力量削弱，终于使后起的督抚将军们拥兵自重，明里暗里与朝廷对抗。
到处“摁下葫芦起来个瓢”，各地起义差一点点就扳倒朝廷，这些“火”虽然扑灭了，但随即，借平叛整乱编练武装，地方大员拥兵自重，又成了朝廷一大危险。
这个难题始终摆在朝廷面前，还让不让太后睡个安稳觉啊。
而内廷官员与太后、皇上思想倒是一致，时刻与地方督抚将军们进行着权力的斗争。再加上满族权贵们，也极为“不满”，想方设法削弱对方，坚强自己。
说穿了，各大臣练兵，是为了“剿匪”，手里一直有兵，还是因为“剿匪”。要不是“匪乱”不断，各大臣的兵早削没了。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北洋水师的建设，是在原来水师的基础上进行的，各支水师分南北洋大臣、两江、两广总督分别负责组建和训练，建着建着，朝廷迟早会回过味来——好象又有点成了他们手中掌握的一支力量了？
当然是了。这也是各地督抚下力气、自己想办法投银子，建厂子，买军舰的一大直接动力。
对此，朝中的清流派官员（汉族“忠臣”也不少）们没少念叨，上书弹劾得厉害，每一锥子下去，都带出血来。“海军非大清海军，乃李鸿章的海军”，这样有杀伤力的话都出来了。你说掌握大清最高权力几十年，都已经炼成“猴精”了的慈禧会看不出来？
对地方大员，不能没有，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了，江山早丢了，就是还有命在，他们娘们也不知什么地方找吃的去了。一大家子跑到承德“避暑”，完了又“避寒”，这样的事不是没有过。但是又不能让他们权力过大，怎么办？
慈禧的经验就是捏住李鸿章这帮子人，没事再挑挑他们之间斗一斗，抓住时机削一削他们的力量。
捏住李鸿章他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财权——我不给你银子，你就办不了。
所以，慈禧热心修园子，而不再积极建海军，也许就是因为一个说不出口但相当现实的考虑：海军够大了，再下去就不好说了。一但权力构架失衡，那么倒塌之下的废墟里，肯定会有自己。
至于争斗，是时刻存在的。
斗争只需要抓住机会，利用机会。
而且机会总是会送上门来。
在大清这个纵横交织的矛盾“大网”中，横线扯平了还有纵线，总会在某个网眼上拉扯出故事来。
这就是制约大清海军的第三个根本性的因素——派系斗争。
朝廷与地方上下拔河的同时，太后“老当权派”、皇帝“新势力派”各拉一帮，伺机展开较量；满族权贵与汉族官员警惕争斗的清朝“先天性疾病”；各地督抚间也是分分合合，斗斗和和，上边有压力，就结成统一战线，眼前有利益，就你争我夺。
朝廷到各级充斥着拉拢与打压，结党与分化，明谋与阴谋，局面相当复杂，构成一片晚清政治乱局。
在这样的乱局中，所谓识“时务”的形势估计，官场的游戏规则，政治斗争的幕后暗室，模糊了人的底线。已经没有一个纯粹的是非界限，看人也不是好人或坏人那么简单。
翁同龢，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支持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光绪悲惨被囚禁，维新派几乎被扫光，他也被整得跟孙子似的，所以，曾经我对他深表同情。翁老师还是大清名臣，有名的清官。多年位居高层，被罢黜返乡时，竟基本上不名一文，落到靠学生故旧接济才能过活的境地。长期管着那么多官员的考评推荐，掌着户部财政大权，竟能做到不贪不占、两袖清风，69岁被赶回家，到终也没犯类似“59岁现象”的错误，就凭这个，也值得我辈敬仰。
但事实证明，我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全面地辩证地去看一个人。他的局限性，他的复杂性。
就是这位翁老师，在接任户部尚书时，对北洋水师经费能减则减，能扣就扣，实在不能扣也得拖一拖。户部奏请停购外洋船炮的奏章，实际上就出自翁老师之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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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887年，武陟沁河、郑州黄河先后漫堤决口（“八月，决郑州，夺溜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急需银子去堵“口子”。御史周天霖、李士锟先后奏请设立郑州河防工程的例捐（“先后请开郑工例以济要工”）。但户部会议上报的结果，是开了郑工捐，但停海防捐。
户部尚书翁同龢是怎么主持的工作呢？
起初，部分官员建议不必去管黄河决口，而乘机让黄河重走老河道（“议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复故道”），让它随便流吧，省钱又省事。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廕一起上奏，直陈不可，强烈建议封堵缺口。等真正把堵口子的人派出去了，钱又出现“口子”了（“时工赈需款钜且急”）。翁同龢光知道凑热闹了，忘了人家工部尚书只管报工程、找施工队，他却要负责找钱了。
然后，户部就上报了一个筹款的办法（“户部条上筹款六事”），这六项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停购军械船只机器。这等于是断了水师的装备更换之道。还有一条，裁防营长夫（防营本为各省驻守之兵，前以绿营、后以淮军为主，长夫则是清军长期雇佣的担任后勤的人员），都是动李鸿章的“奶酪”。
在翁同龢眼里（或者单纯是在他的理由里），军械存积已经够多了。按照他的意见，大清的（或者说是洋务派手里的）船厂、枪械厂每年耗费上百万两白银，就应该自己生产。
虽然，“议上，诏裁长夫、捐盐商及预徵税银，馀不允”，朝廷否决了停购军械船只机器的建议。
但是，户部到底还是借着开郑工捐，停止了海防捐。
前边说过，海防捐是各省每年上交的特殊捐税，是大清水师拨款的补充，专门用于北洋舰队建设，甚至比拨款还要可靠一点，所以至关重要。北洋水师还未成军，这项常年经费却没了着落。直到三年后，为筹办海军，才停止郑工捐，开海防新捐。
实际上，这三年内，所有沿海沿江各省确实一律停止了向外洋购买枪炮船械。
为啥？太后、皇上不是回了翁尚书的建议吗？
是，但银子还是没办法。我翻到的情况是：翁大人对海军催促拨款，不说不给，就是说“等等”，今年等到明年，明年的可能等到后年，就是拖欠，也给不到足额。
没办法，只好改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等处自行制造，采用“国产货”了。
技术上就差强人意了。
翁同龢这几手，基本上让北洋水师在正式成军后，马上就陷入无法更新装备的境地。
而在河工结束后不久，翁同龢再次故技重施。
1891年5月，户部上书，称“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于是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
好一个“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多么充分合理的理由，这次可是一下子就把太后、皇上说动了。
这就是前边所讲的，李鸿章等来的通知，也是前边所写的，清史记载的“十七年（1891年）四月，户部请停购外洋枪砲船只机器二年，以所节价银解部充饷”一事。
无可质疑，清史记得清楚明白。
海防新捐，重开又能怎么的？这次真的是有钱也不让外购了。
北洋水师再次陷入无法外购的境地。据说，李鸿章当时正在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结果被日本买去。
整整7年。北洋水师没能外购一条新战舰，一门新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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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禁令人深思，翁同龢在这件事情上绝对脱不了干系。这老先生再缺钱花，为什么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盯着船炮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