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我们分析、理解此后中日战争中大清一切行动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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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海军有效控制海洋”这个前提，讨论陆军的调动，则问题更多。



日本海军有釜山为基地，并已经前出仁川。联合舰队全体出动，在朝鲜海域部署。大清海上运兵，将始终处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



那么，牙山清军从海上转移，如何才能确保完成？



所以，驻守牙山的叶志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海上转移，已经难以实现。



叶志超与李鸿章大人真是始终思想一致。



前边选址牙山驻守，后来，叶志超也知道形势恶化了，曾建议移兵，或者靠近汉城驻扎。但由于开战风险，被李鸿章否决，就没有移动。叶志超也坚定地奉行：只要我军不擅自移动，确保不“衅自我开”，日军就没有开战的理由。



到了16日，又接到到了准备以军舰海运自己撤退，然后在海上虚晃一枪，到大同江口登陆，去平壤与大军会合的命令。叶志超不敢冒险，回报了自己的选择：通过陆路去平壤。



叶提督还是忘不了自己那“三策”。可是，这一手棋，也不能说风险就小。汉城情况不明，日军动向不知，能不能平安通过，是一个问题。



当然，不行的话，可以绕路。从后来的情况看，此时北撤，其实还是最后的机会。清兵忙运兵，日军第九混成旅团也忙着往仁川运兵。如果叶志超派人加强侦察，获得这个情况，是能够做出正确决断的。如果老叶有胆气，猛冲而过，甚至只是误打误撞，都可能撞出去。换一个狠的，没准敢去仁川，吃掉他一批刚登陆的小日本。



可惜这些，老叶都做不出来。所以只能是时机一失，时过境迁，那时的“上策”，也是下策了。



一波三折，也犹豫再三之后，叶志超表现了身经百战、习惯风口浪尖的素质，冷静下来，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不如近距离转移，选择要地驻守。“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



这下又和李鸿章的思想“合上拍”了。这次，是他的建议触动了李鸿章。



牙山守军，对日军也是一个威胁和牵制，如果战事一起，还可以与平壤守军，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即使夹击不成，躲在汉城东边到南边的山区打游击，时不时地出来一下，抽冷子“抓一把”，日军也不敢不管。



这个设想，非常大胆，而且相当有道理。



很多时候，有的部队千方百计，甚至杀开一条血路地在战场上穿插、迂回、包围，作为重要的战术手段，为的就是夹击和围攻敌人。后来的我PLA军队最擅长此事，成功战例累累。何况现在，牙山清军就身在敌人的侧背。



但是，战术原则是不变的，战术手段是相通的，关键是，还要看是谁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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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鸿章仍然不放心牙山守军，兵力不足啊。当初为平朝鲜之乱，选择了这么个地方驻军，现在形势一变，等于是送进了虎口。不行，还得增援！



李鸿章决定派军增援。



李鸿章电嘱叶志超：“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再四筹思，除芦榆马队添调外，拟令吴育仁挑精队千五百，交江自康带往牙口，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



但问题是，牙山守军海上转移已成问题，那海军运兵增援牙山就不叫问题吗？



对此，李大人不是没想到，而且经李大人“再四筹思”，已有筹策。



十年前，日本租借美国船舶运兵的事，大清与美国交涉，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美国公使曾说明，无法限制商船的商业活动和自由航行。



此时，李鸿章大人想到了同一个办法。



借海上霸主、大英帝国的船只来运兵，即可规避风险，保证安全。



对这个决策，我有些不解。其实增兵牙山本来就是“狗尾续貂”，牙疼往腮帮子上贴膏药的事。实在不放心，那按原定计划，让牙山守军转移至平壤算了。



至于租船一事，我感觉不是李大人在日本人面前耍滑头，而是有理有据。因为这确实是符合李大人的“万国公法”的。



甚至这种可行性，才进一步坚定了李大人往牙山增兵的决心。



谁相信，小日本有那个胆量，敢对悬挂米字旗的大英船只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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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立即忙着准备运兵。



一部补充牙山兵力。



走海上。



唐朝时，就是走海上运送援兵。那是去支援新罗，攻百济。新罗的北边，是高丽。



情况相似，牙山在汉城以南，汉城一线是日军。除非不顾牙山而从平壤重兵全力压迫汉城日军，想增援牙山，恐怕只此一辙。



为什么其它淮军部队不从陆路，过鸭绿江增援，而从海上到鸭绿江口？



看地图，水路确实近一点。大沽口到大同江口（也包括后改的鸭绿江口），按路程和陆上、水上行军速度大致量划，能节约一部分时间，同时可能节省部分体力。如果加上运送物资，在当时陆路车载马驮的条件下，海运确实是更为高效的方式。



为什么不就近调兵，从关外多抽调部队前往？



关外能抽出奉军就不错了，再抽，恐怕大清“龙兴之地”，就成一座座空城了。



何况增援牙山是原计划之外的事，涉及整个大清朝的兵力调动。



也许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守卫牙山的淮军部队，也只能调淮军增援。唯此，方最可靠。但是，淮军作为大清的机动部队，已经差不多全部出动了。



海路赴朝增援牙山的，由记名提督江自康率领的仁字军两营，实际是从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部芦塘防军抽调来的。



这么算的话，直隶所属部队，也已经快抽调一空了。



因为就是这仅两千余人的兵力，也不是李鸿章给叶志超电报中说得那么轻巧，还是多方设法抽拨的。李鸿章虽然未便说出，但从下面盛宣怀给叶志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筹拨增援军的为难情形：



“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字孝侯)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令人……贵部如须厚集兵力，仍望麾下切实电禀中堂，弟再代为说项。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转引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



临战了，方才东拼西凑，已经打算从山东威海的戴宗骞所属绥、巩军那里抽调军队，可见统帅李鸿章捉襟见肘的冏态，也可见大清朝平时的军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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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终于开启了大规模的对朝派兵增援。



然而这一切，皆在日本人的严密观察之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