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仓促调兵应战（1 / 2）
第三节仓促调兵应战
日本人的战车隆隆发动，无法阻止。
以打促和，以战止战。这个道理我们后来才明白，明白得太晚。
一手谈，一手调兵，才是正道。
人家日本人已经把兵力部署完了，大清才开始忙着调兵。
这一切的节奏，全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简直是按人家的部署在行动，搞演习也没有配合得这么好的。
——*——*——*——*——*——
7月14日，就在日本送来“第二次绝交书”、关闭谈判大门的同一天，光绪迭降谕旨。深宫大院内的皇帝都终于清醒了，还要敲醒昏昏沉沉的李鸿章：
一道电报谕旨“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一道密寄谕旨，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光绪始终忧虑牙山清军，似有先见之明。而先将大军集结鸭绿江边的指示，也相当正确。如果早这样办理，结局决不至此。
16日，军机处又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谕“朝廷一意主战”，口气相当严厉，指责“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严令李鸿章“将布置进兵—切事宜迅筹复奏”。并重重警告“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皇上急切责备，朝鲜局势危急，李鸿章这才行动起来，急忙筹划并上奏向朝鲜派兵事宜。
——*——*——*——*——*——
清军7月16日的计划，主要是：
驻守小站的卫汝贵部盛军（淮军）6000名，由海路至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驻守旅顺的宋庆部马玉崑率毅军6000名也自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盛京将军部下左宝贵（淮军旧部）部奉军3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丰升阿率盛字练军1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此外，驻牙山之叶志超、聂世成部在被敌包围以前从海路撤往平壤。
北洋水师主力首先掩护陆军的海路输送，然后支援在朝陆军，同时守卫渤海湾口。
本来此前准备海军天津、旅顺部队直接由大同江口登陆，进占平壤，但因北洋侦察船在大同江口发现敌舰踪迹，为避危险，改由大东沟登陆。由于一拖再拖，朝鲜西海岸港口战略要地竟全数在日本控制或威胁之下，给大清造成很大阻碍。
凭感觉来讲，这个计划，也有数处问题：
整体上评价——感觉零零散散，就是分头机动、集结，数路进军，集中于一点，看不出什么战略目的。就是一个纯粹的运兵计划。
着眼点就是哪儿缺兵，往哪儿补。战略视野相当狭窄，仅及一隅。老祖宗创下的而且朝堂上空谈时也提到的“攻其必救”、“围魏救赵”……这些战争谋略和辉煌战例，都去哪儿了？
费尽思量，综合当时的情况，我终于认定李大人的战略目的：压。
就是大兵压境，重兵压迫。造成“泰山压顶”之势，吓住日本人，使其不敢动手！
从援军开拔后，李鸿章绐总理衙门的另一封电报中，可以看出：
“派赴平壤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各军，皆系鸿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俟添兵到前敌时，仍可一气贯注。如各军均逼汉城，届时须与各国交涉，再随时请派大员前往督率联络，期有实济。”
在李鸿章看来，卫，马、左诸军皆有较强的战斗力，且同气连枝，只要进逼汉城，中国便可转居主动地位，再与列强交涉，促成和议。
这与前两次处理朝鲜之乱，本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按前两次的经验，再不听就把日本抽几鞭子，把它抽到谈判桌前，是比较有把握的。
惜哉！这个计划，如果一个月之前提出，就是在牙山清军到位之后，接着派这些大军进发，还行。
可现在的时间变了，形势已经变了。
——*——*——*——*——*——
从各部行动来看——没有显出什么总体战思路，仍然是各打各仗。唯一的一点点配合，不过是海军提供掩护、支援。
先不说陆军。
深入分析大清在海军的使用上，任务就是三个关键词：掩护，支援，守卫。
这个计划一开始，从战略上，就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
从战术上，就没有集中作战这个概念，反而是，不管是哪两项任务同时完成，都会造成海军分兵的后果。
战术上，也没有注意发挥海军的海上机动作战特点。如果将战火烧到朝鲜海岸，甚至日本海岸，敌人还有什么力量来攻击大清海港，这样不就是对渤海湾口的最好守卫吗？
其实，三个任务集中到一点：只要在海上击败日本联合舰队，那么，运兵无需海上掩护，来去通畅；支援行动将更自由，选择项更多；渤海门户远离战区，安全自有保障。
而大清海军的任务中，独独缺少了两个关键词：攻击，歼灭。
事到如今，北洋海军走上战场了，我们只能哀叹，前边所说的北洋海军“要塞舰队”思想的“病症”，全都在这里开始发作了。
咱先拿一些人言必称的“西洋海洋战略鼻祖”说事——马汉，在他关于“制海权”理论奠基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已经问世。在自己的著作中，马汉推崇英国海军通常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是其成就空前海洋强权的“诀窍”。
海军作为一种进攻性力量的运用原则已经升级。
但透过大清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大英训练出来的清国海军，竟然好象没有学到半点“制海权”的概念。
这与同样是英国培养出来的日本海军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实不必“言必称西洋”，说说中华祖先，对这个“海上制胜”也早有深刻认识。亡于大清的大明，在抗倭战争中，就已经形成海战的整套理论——“御敌于海上”。
胡宗宪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也讲过“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也说过“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海岸），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说得很明白，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还有很多人也说过……
时移世异，前明军事家所竭力反对的，在大清都成了一再实行的。
当然，我宁愿相信大清领导者和将帅们一定明白这些道理，只是手里东西有限，战备不足而“攻守之势异也”。
战船大小、火炮多寡的对比，在中国和倭寇之间已经调转，采取守势，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日本人的战车隆隆发动，无法阻止。
以打促和，以战止战。这个道理我们后来才明白，明白得太晚。
一手谈，一手调兵，才是正道。
人家日本人已经把兵力部署完了，大清才开始忙着调兵。
这一切的节奏，全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简直是按人家的部署在行动，搞演习也没有配合得这么好的。
——*——*——*——*——*——
7月14日，就在日本送来“第二次绝交书”、关闭谈判大门的同一天，光绪迭降谕旨。深宫大院内的皇帝都终于清醒了，还要敲醒昏昏沉沉的李鸿章：
一道电报谕旨“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一道密寄谕旨，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光绪始终忧虑牙山清军，似有先见之明。而先将大军集结鸭绿江边的指示，也相当正确。如果早这样办理，结局决不至此。
16日，军机处又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谕“朝廷一意主战”，口气相当严厉，指责“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严令李鸿章“将布置进兵—切事宜迅筹复奏”。并重重警告“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皇上急切责备，朝鲜局势危急，李鸿章这才行动起来，急忙筹划并上奏向朝鲜派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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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7月16日的计划，主要是：
驻守小站的卫汝贵部盛军（淮军）6000名，由海路至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驻守旅顺的宋庆部马玉崑率毅军6000名也自大东沟登陆，由陆路赴平壤。
盛京将军部下左宝贵（淮军旧部）部奉军3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丰升阿率盛字练军1500名，由陆路赴平壤。
此外，驻牙山之叶志超、聂世成部在被敌包围以前从海路撤往平壤。
北洋水师主力首先掩护陆军的海路输送，然后支援在朝陆军，同时守卫渤海湾口。
本来此前准备海军天津、旅顺部队直接由大同江口登陆，进占平壤，但因北洋侦察船在大同江口发现敌舰踪迹，为避危险，改由大东沟登陆。由于一拖再拖，朝鲜西海岸港口战略要地竟全数在日本控制或威胁之下，给大清造成很大阻碍。
凭感觉来讲，这个计划，也有数处问题：
整体上评价——感觉零零散散，就是分头机动、集结，数路进军，集中于一点，看不出什么战略目的。就是一个纯粹的运兵计划。
着眼点就是哪儿缺兵，往哪儿补。战略视野相当狭窄，仅及一隅。老祖宗创下的而且朝堂上空谈时也提到的“攻其必救”、“围魏救赵”……这些战争谋略和辉煌战例，都去哪儿了？
费尽思量，综合当时的情况，我终于认定李大人的战略目的：压。
就是大兵压境，重兵压迫。造成“泰山压顶”之势，吓住日本人，使其不敢动手！
从援军开拔后，李鸿章绐总理衙门的另一封电报中，可以看出：
“派赴平壤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各军，皆系鸿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屡饬该统将等和衷商办。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俟添兵到前敌时，仍可一气贯注。如各军均逼汉城，届时须与各国交涉，再随时请派大员前往督率联络，期有实济。”
在李鸿章看来，卫，马、左诸军皆有较强的战斗力，且同气连枝，只要进逼汉城，中国便可转居主动地位，再与列强交涉，促成和议。
这与前两次处理朝鲜之乱，本质上如出一辙，只不过是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按前两次的经验，再不听就把日本抽几鞭子，把它抽到谈判桌前，是比较有把握的。
惜哉！这个计划，如果一个月之前提出，就是在牙山清军到位之后，接着派这些大军进发，还行。
可现在的时间变了，形势已经变了。
——*——*——*——*——*——
从各部行动来看——没有显出什么总体战思路，仍然是各打各仗。唯一的一点点配合，不过是海军提供掩护、支援。
先不说陆军。
深入分析大清在海军的使用上，任务就是三个关键词：掩护，支援，守卫。
这个计划一开始，从战略上，就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
从战术上，就没有集中作战这个概念，反而是，不管是哪两项任务同时完成，都会造成海军分兵的后果。
战术上，也没有注意发挥海军的海上机动作战特点。如果将战火烧到朝鲜海岸，甚至日本海岸，敌人还有什么力量来攻击大清海港，这样不就是对渤海湾口的最好守卫吗？
其实，三个任务集中到一点：只要在海上击败日本联合舰队，那么，运兵无需海上掩护，来去通畅；支援行动将更自由，选择项更多；渤海门户远离战区，安全自有保障。
而大清海军的任务中，独独缺少了两个关键词：攻击，歼灭。
事到如今，北洋海军走上战场了，我们只能哀叹，前边所说的北洋海军“要塞舰队”思想的“病症”，全都在这里开始发作了。
咱先拿一些人言必称的“西洋海洋战略鼻祖”说事——马汉，在他关于“制海权”理论奠基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已经问世。在自己的著作中，马汉推崇英国海军通常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是其成就空前海洋强权的“诀窍”。
海军作为一种进攻性力量的运用原则已经升级。
但透过大清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大英训练出来的清国海军，竟然好象没有学到半点“制海权”的概念。
这与同样是英国培养出来的日本海军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实不必“言必称西洋”，说说中华祖先，对这个“海上制胜”也早有深刻认识。亡于大清的大明，在抗倭战争中，就已经形成海战的整套理论——“御敌于海上”。
胡宗宪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也讲过“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也说过“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海岸），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说得很明白，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还有很多人也说过……
时移世异，前明军事家所竭力反对的，在大清都成了一再实行的。
当然，我宁愿相信大清领导者和将帅们一定明白这些道理，只是手里东西有限，战备不足而“攻守之势异也”。
战船大小、火炮多寡的对比，在中国和倭寇之间已经调转，采取守势，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