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明确让李鸿章另择合适人选。正好，丁汝昌伤情严重，看东西两眼难睁，走路都迈步困难，所以也向李鸿章请假疗伤，并建议从两位总兵中选一人暂时代理提督职务。



李鸿章根据个人秉性、能力，权衡之后，向朝廷推荐了北洋舰队的第三号人物、右翼总兵刘步蟾。



这里，李鸿章一改不久前还在请功折中称赞的，“提督衔左翼总兵果勇巴图鲁林泰曾，整队迎攻，坚忍不拔”[《海战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推荐时对舰队排在二号的林泰曾只字未提，可以看出他内心里对林泰曾性格上的柔弱始终不太放心。但值得玩味的是，李鸿章虽然在请功折中曾称“头品顶戴右翼总兵强勇巴图鲁刘步蟾，号令指挥，胆识兼裕，拟请旨以提督记名简放”[《海战请奖折》]，算是对刘步蟾认识较为一致，此时也降低了评价的调子，仅淡淡地以“经此战阵、稍有阅历”，算做回应朝廷的征询，也可看出李鸿章内心矛盾，而且仍有自己的打算。。



估计与敌周旋，积日累久，经此一役，丁汝昌也心力交瘁，只想图个“无官一身轻”，不想也没有心力再上阵复仇、一雪前耻了。



前前后后仔细思考，就会理解丁汝昌——这个位置担子太重，也太难干了。自己受了处理，其他英勇战斗的人能保全，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交待。



但他能激流勇退吗？不可能。



李鸿章还得依靠他。在自己已经被处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处分的情况下，李鸿章还给丁汝昌、刘步蟾发电报，温词慰勉。“禹亭伤痕渐愈，前虽据情奏令刘镇代理，旨令伤愈仍行接统。有此恶战，中外咸知，前此谤议顿消。望仍勉力视事，督催修理各船早峻。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这也等于对北洋舰队明确：丁汝昌仍实际督责。



李鸿章明白丁汝昌此前所担“避战行为”，一大部分是替自己背黑锅，这次海战，也比较了解情况，所以对丁汝昌仍曲为遮护。



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比如，闽党军官的防范问题。



是，但还不仅是这些。而且刘步蟾能顶得上来不一定，李鸿章要顶住的，还有其他人安排的另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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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这样的方式和结果，对北洋来说仍然只是触及表面的。朝廷和舆论对海战的评价，对北洋的负面影响不小，北洋内部官兵也有“赏罚不明”的感觉。



其实，一场战争，往往有很多事情说不清。赏罚严明，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既是荣誉，也是利益。而一旦和利益挂起勾来，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不变得复杂的。



当然，还有制度上的原因。



“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就指出：“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士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这一席实话，说出了这种制度缺陷带来的深刻影响。



大清战时没有充足的医疗，更谈不上有什么符合近代要求的战地医院，这与日本有专职军医，看护妇（护士）上前线救护伤员，差距很大。不但伤者要有本船出人去看护（也不管这样会占用战斗人中，削弱战斗力），战死之后，衣服棺材钱还要个人出资。加上抚恤也有差别，牺牲者无法养活妻儿老小。这些，当然会影响官兵杀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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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战后，总体士气虽然低沉，但不能说是完全焕散、不可收拾。



我这么断定，是因为，除了几个敌舰数字上不够光明，舰队各级还专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战场检讨。从各书上的记载来看，他们还找到了很多问题。这种状况，颇具“自我批评”精神，也说明从军心上仍然可用。



也是因为这个情况，我甚至对北洋在几条舰的数字上造假的故意，也有了几分怀疑。



但检讨中所道出的很多问题，舰速迟缓，炮不如人，弹药不足……这些解决的难度远小于对人员精神培养、士气振作、技能训练的问题，解决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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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光看战场能打，也要看他战斗力的恢复速度。这也向来是制约一支军队成败的重要指标。



北洋舰队一回到旅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安排军舰修理。



旅顺港东澳，从没象这样拥挤，摆满了战舰。宽阔一点的西澳内，只有一个忍受着“逃兵”耻辱的“济远”号，带着几处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口，孤零零地待在那里，谁也不愿意靠近它停泊。



由于军舰伤损过于严重，旅顺港修理设施、工人都不够，修理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即使从天津、南洋各局商调工人，采取船坞外船只水上部分修理同步展开，官兵们都要动员起来，参加干活，仍然不足。看起来整个旅顺港口都沸腾了，夜间也灯火通明，成了一个超级工厂，但是，恢复速度还是严重不够。



很多火炮，因为是进口的，根本就不是自己能修理的。现在可以知道，依靠钱来买装备，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我保障能力，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缺陷。



日本那边，情况就好多了。除“松岛”这样的重伤员们拖回了日本，人家派出了改装成工厂一般的维修船到朝鲜沿海修理，车床什么的一应俱全，工人也充足，干劲也大，没白没黑地赶工，有的轻伤的船，4天就基本恢复了战力。



弹药的问题对日本人也不是问题，日本国内储备充足，一下子拉来三运输船的量，各舰补充得足足的。



不需要再细说，两相对比，应该能说明什么了吧。



包括，对接下来几个月，甚至整个甲午年开始的这场战争，是否也预示了什么，也已经决定了什么呢？



答案大家知道。可原因，却不容易被人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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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样。对北洋来说，黄海的悲歌没有停止。



该奖的奖过了，但是迎接他们的，还有新一轮的打击。



该斩的斩了。而对将领的口舌讨伐之声并未停息。特别是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李鸿章、丁汝昌，责难四起。



北洋将领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沉默。默默地干工作，同时抚平疮伤。



而且，对有些参加过生死战争的官兵，这种心理疮伤可能会伴随一辈子。



当然，把对方说得狼狈，自己的损伤加以掩盖，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不知道，会严重加剧对局势的误判。



很快，北洋就要被“出击”“与敌决战”的命令逼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