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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困守威海——龙困浅水(1 / 2)

第一节困守威海——龙困浅水

威海。

海防重镇。

它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对朝鲜、日本的控制力,对国家安全的屏障。它的存在,也几乎与倭寇始终联系在一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中国就在此处设立卫所,所以称威海卫。

还有一位名将,戚继光以世袭担任了登州卫指挥使的两大副手之一,正四品的登州卫指挥佥事(正三品都指挥佥事、正四品卫指挥佥事,一般分掌训练、军纪)。十七岁,一下子就成了四品武官。戚继光的抗倭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东南沿海。

谈起北洋旅顺、威海,也应谈到其实李鸿章曾实地考察的青岛胶州湾。其实这里控制黄渤海,地理位置、战略地位更为有利。“东省形势,以威海、胶州为要口,于海军屯泊尤宜。”[《清史稿》]不止一人上书建议修建青岛港。

由于财力问题,大清只能先建规模小得多的威海港。

实际上,就是建成青岛港,北洋也控制不过来。一句话:财力。

不仅是建海港的财力,还需要建舰队的财力。

世界上,凡是强国,没有一家是仅保有一支舰队的。包括日本,那都算不上强国。也鲜有靠一支舰队就能纵横四海,称霸一方的。

退而求其次,北洋建了旅顺、威海。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抱渤海,守京师门户。“故创练海军,以威海、旅顺为根据地。欲守津、沽,先守威、旅。齐、鲁关山,遂与畿疆并重矣。”[《清史稿》]一头一个海港,构成了北洋的重要基地支撑。

但就是相距300公里的距离,大清手中难以控制。

话说还是那个意思——要是有两支北洋舰队,6艘铁甲舰,12艘巡洋舰就好了。

双手,合掌当胸,紧守门户;一掌当胸而立,一拳出手击人;或者双拳齐出,左右开弓,或合兵一处,直捣敌心脏……还是那句话,要是有这个规模,大清很可能根本不会到达这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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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在海湾中的北洋舰队,自身已到了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

去,还是留?

来自陆路的危险越来越大,形势急转之下,似乎应重新考虑“战、守、走”这一问题。

事实上,李鸿章确实也对“固守”产生了疑问,开始改变主意。

他似乎开始倾向于令海军退至烟台。只是丁汝昌仍在以受敌威胁较大不接受。在日军登陆的当天,他在回复丁汝昌的电报中带有几分斥责地讲:“成山一带虽有日船,自威至烟何至一步不能行!”[《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几天后,他又指示丁汝昌,明确要求突围:“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退至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寄刘公岛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但是,当他与刘坤一会商,决定调兵增援威海后路,之后,他的想法又变回了坚守待援。他在致登莱青道刘含芳电中说:“只要威防水陆合力坚守,以待援师。”[《复烟台刘道》,《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此前李鸿章征求丁汝昌的意见,丁汝昌复电李鸿章,认为“万无退烟之理”,而出口决战则“陆军将土心寒,大局更难设想”,皆不可行。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边所讲的,大清驳回了调京畿之师来援。

李鸿章唯一能办的,就是指望南方军队能迅速来援。还有就是将固守威海的意见电告李秉衡,“鸿(李鸿章)迭饬水陆将领力图保威,以待援应。”以争取东省的积极作为。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极为错误的。

回想这支舰队创建之时,大清海军的作战思想(见第八章第四节),再回想马汉的那句结论性话语,“一支被限制在港口周围的舰队不过是浅水困龙,不足以有效地行使海权”,真是如同灾难的预言。

现在不仅是行使海权的问题,而且是舰队存亡的问题!

丁汝昌所谓死守,海上自有把握,但要能成功,最终还看陆上。

随着战局的发展,陆上已连续失利,显出败迹,应该及时放弃“固守”一说,改变策略,至少要转为“突围”。

本来,“相机退往烟台”,已经给丁汝昌留下了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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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读史之时,不能不时常为北洋舰队的悲惨命运扼腕叹息。

让人叹息之余,又长久地思考海军的困境。

不敢出战,困于一隅。你怕,你倒是跑啊!

为什么不跑到长江,跑到南洋水师地盘。那里也是大清的地界,对日本人来说更重要的,那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退向南方,与福建、南洋水师合兵一处,卷土重来?

或者,舰队北撤,向烟台,向天津。

甲午之战,很少被人讨论的是天津大沽口。大沽也有着完备的海岸防御炮台体系。

只可能,将战火引向大沽,是李鸿章、丁汝昌不敢的,也是目前朝廷所不允许的。

但奔向烟台,仍有可能。此处也有岸防炮台,是山东军的重要防御之地,还有此处是通商口岸,英国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北方母港。

实际上我们后来知道,日本人就是怕北洋舰队跑到烟台,或冲向上海吴淞的。

只是等危急时刻,朝廷才后悔听从了李鸿章、丁汝昌的意见,下令北洋舰队突围,可一切为时已晚。

一拖再拖。等敌人封住海口,撤退已是困难重重。

可相比来讲,留下,更是一个无望的选择。

种种因素,都指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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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25日,丁汝昌收到了劝降信。

登陆之前一天,日军煞费苦心弄出来的劝降书即由大山岩和伊东祐亨连署之后存档,以示共同负责。又另以伊东祐亨单独落款的形式,以伊东的名义致书丁汝昌。

其实日本人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正巧英国军舰塞文号等舰至成山头“观看”日军登陆,伊东即托英国人转致丁汝昌处。

丁汝昌接书后,不屑一顾,也未回信,并特意将日本劝降书转呈李鸿章,表明了自己的意志。

事后回想,这种“能奈我何”的不屑,确有几分取胜的信心,此外,便是与倭寇最后一战、决不苟活的决心。

有史书批露:丁汝昌早将家小送回老家,只留自己的次子代禧。临行之时,丁汝昌叮嘱二儿媳张氏,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孙子旭山,“吾身已许国,汝辈善视吾孙可也”。

此语,已与生死离别、最后一面的嘱付无异。

丁汝昌多次向李帅和同僚部属表示,“惟有船没人尽而已”,“自顾衰朽,凯惜此躯”。

加上丁汝昌于威海未围之时,便将北洋舰队的档案文卷资料全部送到烟台,交付刘含芳。此举更让刘含芳判断,丁汝昌已经“誓以必死”。

回想丁汝昌参战经历,以“戴罪之身”,率残破之师,在这样的处境下,即使抱屈含冤,一肚子怨愤,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唯有一死以履其责,同时也更想以死来洗白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当然。

人一旦有必死之志,难道还会屈从于一纸劝降书?

而这,也许是丁汝昌不愿再带舰队逃避的个人因素吧。

至于外援,开战以来种种目睹现状,丁汝昌不会不了解。这一切,似乎又是听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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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象征着北洋舰队、甚至北洋军队荣光,寄托着大清强国梦想的威海军港,在山东半岛的怀抱之中,却又象形只影单、孤灯挑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