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泣血春帆楼（1 / 2）
第三节泣血春帆楼
李鸿章极为看重的停战协议既已缔结，心情似乎轻松不少，便主动旧话重提，促日方“开示和款节略”了。毕竟，停战还是有期限的。
3月30日，即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李鸿章提出续开和议谈判，照会日方：“停战条款现已画押，本大臣甚愿即将永远和局事宜从速开议，俾停战期限未满之先，和局已可成议。”
李大人拿出足够的坦诚，讲明希望在停战期限未满前达成和局。所以，不顾身体不便，“拟请即将所拟和局要款开具节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核。”
但是，日本人的退让是有限度、有策略的，愧疚或同情之说已经拿停战揭过了。日本所提出的条件，要价之高，还是几乎让李鸿章大人惊呆了。
……………………………………………………
和谈进入第二阶段，这才是真正的攻坚阶段，大清使团无异于推进到了更艰难的地段。
4月1日上午10时，陆奥宗光邀李经芳在春帆楼举行第四次谈判。
一开始，在商谈关于议定和约的程序方法上，陆奥又开始玩阴的，提出逐条进行商议。
对陆奥这一出，李经芳驳斥说：“缔结和约，兹事体大。除非全部条款，不足窥其全貌，从而难有分别讨论细目之便。诚如欧几里得所云：凡事物均由部分组成，若不就其整体而思，亦无从决定其部分。和款各条相互牵连，今不全部条款，如何能逐条表明意见？”
陆奥一时语塞，只好同意在全部条款阅毕后再逐条进行议商。但又提出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后，中方须在三日或四日内答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马关会谈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下午2时，李鸿章照复陆奥，接受日方的提议，陆奥即令人送来了和约底稿。
李鸿章接阅日方提出的和约底稿，一下子惊呆了——“为之愕然”。
日本开出的和约条件主要是：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四、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更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根据这个约稿，日本将向中国割取大量疆土（在俄罗斯之后，排第二），此外，还远远超出西方曾有的先例，勒索巨额赔款，开放口岸，还要在进出口货物上减免关税，并且，第一个提出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设厂。
这里边，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小日本倒是对经济的研究也胜过其老师，胃口也比老师更惊人，过惯了穷日子的日本人一伸手，其欲望之贪，野心之大，别说李鸿章未料到日本“所欲甚奢”，竟苛酷到如此程度，连同列强都大吃一惊！
……………………………………………………
自此，李鸿章就逐条逐条与日本据理力争，讨价还价。
这个难度丝毫不比前一阶段差，只有更难。光靠嘴皮子，结局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
李鸿章非常清楚。所以，谈判桌的背后，另一场斗争也在上演。中间的惊心动魄，足以拍出一部大片。
可惜，多数记载或影视作品都从结局出发，只注意了表现大清的软弱与卖国。
历史如此波谲云诡，而那些反映“暗战”的“大制作”，却专注于用编造险情和巧合，局限于人为制造“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另外好象除了搀上点“虐心”的感情纠葛，再没有别的能水。这样的小“台面”上，争来斗去，胜了的，也透着一身的小家子气。
不应忽视，李鸿章除了面对面的争锋，还采纳顾问科士达建议“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这一句话很关键：将日本的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将日本的苛刻条件、期望获得的利益，密告三国公使，以积极争取各国出面施压。要知道，这也正是日本一再拖延，不肯出示和谈“要价”的原因。
赴日前，李鸿章已为朝廷定下这一策略，并连日走访各国公使馆，企图通过联络列强限制日本的贪欲。虽然当时各国表态仍一副“公正”和不冷不热的模样，凭几十年的经验，李鸿章敢肯定，各国一定会对日本开出的条件有所反应。
此时对于日本，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表面上还要一致做出强硬姿态，“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同时请总理衙门对这些情节，也一并密告知三国公使，利用他们的口，将朝廷的态度散布开去。
老到的李鸿章知道这些家伙的嘴就象风箱一样，两头漏风出气。所以他料定，这些也一定能很快传到日本，传到伊藤等人的耳朵里。
李大人也在竭尽可能地与日本大打舆论战，心理战。
……………………………………………………
答复的期限将近，而朝廷的回复却久等不到，李鸿章只能相机而动，先对照日方的和约底稿，拟好一份说帖，把条件内容捋了捋，分为朝鲜自主、让地、兵费及通商权利四项。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余三项都据理予以反驳：
针对“让地”一项，不客气地揭露日本的谎言：“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并告诫日本当局：“徒恃其—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
对“兵费”一项，指出日本在数字上即属超额勒索：“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
对“通商权利”一项中日本实际上要求的资本输出，他则敏锐地申明保护本土企业不受冲击的底线，称：“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使相徂东公牍》，见《中日战争》]
……………………………………………………
面对李鸿章或大讲道理，或陈述情理的说帖，擅长耍赖的陆奥外相有点气短。虽不无几分戏谑地认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却也一时不知如何回绝。
但伊藤就更高一筹了，不光会耍赖，还擅长讹诈。
沉思良久，伊藤决定：不跟老李讲道理，就跟老李讲“事实”。
他很清楚，反复辩驳讲道理，本来日本做得就比较过分，时间一久、事情弄大了，还会使“局外第三者”的列强产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感觉。所以，最有效的就是拿武力说事，靠实力说话，以迫使中国屈从。
“事实”就是：日军占着战场的主动和优势。再不断加以恫吓、威胁，不怕老李不答应。
于是，日本回复大清使团，意思是：停战和谈是基于战争的结果，不能象一般外交通商谈判一样讲那么多公平（你吃了败仗，当然需要出血）。道理不用讲了，就说答应不答应，有意见就正式以条款形式拿出来。——“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故日本全权大臣对于我方所提出之媾和条约案，再请中国全权大臣明确答复对全部或每条允诺与否。若条款中有希望修改者，亦希逐一开明条项以约文之体裁提出。”[陆奥宗光《蹇蹇录》]
……………………………………………………
面对武力讹诈，李鸿章退无可退，仍然重新拟定了一份“商改约稿节略”，据理力争，声明意见和理由，并对日本人的要求逐条予以辩驳。
如：“查日本约稿所拟请让奉天南部地方，内有辽阳州等处与台湾全岛，皆日兵所未到者，未便请让。又欧洲向例，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兵力所据，仍应让还。旅顺口、大连湾乃北京渤海最要门户，应照法国俾路佛之例，让还中国。”
面对日本强要领土行为，李鸿章坚不答应。这一点，在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中也可以说明，“昨接唐抚(景崧)电，（指台湾）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备节略中驳论及此。”
又如对赔偿军费上，李鸿章又有了新论，声明：“此次兵端，并非中国先开，亦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不应认赔兵费，即使赔费，亦只应算至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认明朝鲜自主之日止。其款既以兵费为名，即应查明用兵所费实数。”[《增补中日议和纪略》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894年11月22日，这一天，清政府以朝鲜自主、赔偿军费为条件，经美国公使向日本提出议和。那么按日本人所宣称的，“为朝鲜争独立”的目标已经完成。李鸿章坚持将这一天作为核定赔偿军费的截止时间，而且要拿出真实的战争费用数据。
李鸿章坚持这一点，也试图以此表明：日本人向世人标榜的“为朝鲜争独立”达成后，继续进行的全是扩大战争的行动，是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按说，李大人是按“公法”来说理的，但日本人是不是按这个“公法”办，却是极有弹性的。伊藤对公法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一种绝对实用性的不恭，符合日本利益的就用，不符合的就删改。别忘了，“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福泽谕吉的这句实话，恐怕更能得到伊藤这帮人认同吧。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这就是现实。
弱国想靠“公法”保护自己，是绝对不切实际的。“公法”保护不了正义，正义只能依靠力量来维护。
这也是李鸿章大人在对日谈判中遇到的最大的劣势。无法改变的劣势。
最难的，是当前战场态势，军事上不争气，打仗失掉的土地，在谈判桌上靠嘴皮子要回来，确实是难为之事。再理直气壮，也难以做到。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到了这种艰难境地。
“但窥日意，仍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皆饬让地以一处为断，极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
“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已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察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复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甲午开战之前，李鸿章也曾若口婆心，对日本加以劝说、教育，但没有起到作用。现在再说，更是没有用的。
日本人对李鸿章带有几分诚恳的说词，直认为是装腔作势，根本不理那些高谈阔论。
历史一再证明，对日本人，只能打，劝是没有用的。自古至今天，自中国到外国对日的事例无一不清楚说明一个事实：豺狼一样的日本人只认利爪和尖牙。
……………………………………………………
这期间，李鸿章只能一再地向朝廷发电，对如何应对（关键是这些条件答应到什么程度）进行请示。
有人说，李鸿章巧妙地通过与北京间的请示报告，避免自己因为擅自作主、承担割地赔款的“汉奸骂名”，也避免以后被朝中攻击，承担罪责。
不错，事实如此。但，这就是废话。哪位大臣能一个人说了算？
谈判与打仗，朝廷都是总指挥部，马关不啻前线，需要前方后方协调一致地行动。
否则，日本何必坚持要大清派使团？主场优势！除了心理上的，还有地利——日本能随时就近商量，此外，就是掌握大清的来往电报——这是李鸿章与国内联系的唯一途径。
相当年大清满朝文武都唯恐避之不及，里边就没有几个能人吗？我的意思很简单，换位思考，即可明了。Youyouup，就这么简单。
李鸿章极为看重的停战协议既已缔结，心情似乎轻松不少，便主动旧话重提，促日方“开示和款节略”了。毕竟，停战还是有期限的。
3月30日，即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李鸿章提出续开和议谈判，照会日方：“停战条款现已画押，本大臣甚愿即将永远和局事宜从速开议，俾停战期限未满之先，和局已可成议。”
李大人拿出足够的坦诚，讲明希望在停战期限未满前达成和局。所以，不顾身体不便，“拟请即将所拟和局要款开具节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核。”
但是，日本人的退让是有限度、有策略的，愧疚或同情之说已经拿停战揭过了。日本所提出的条件，要价之高，还是几乎让李鸿章大人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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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进入第二阶段，这才是真正的攻坚阶段，大清使团无异于推进到了更艰难的地段。
4月1日上午10时，陆奥宗光邀李经芳在春帆楼举行第四次谈判。
一开始，在商谈关于议定和约的程序方法上，陆奥又开始玩阴的，提出逐条进行商议。
对陆奥这一出，李经芳驳斥说：“缔结和约，兹事体大。除非全部条款，不足窥其全貌，从而难有分别讨论细目之便。诚如欧几里得所云：凡事物均由部分组成，若不就其整体而思，亦无从决定其部分。和款各条相互牵连，今不全部条款，如何能逐条表明意见？”
陆奥一时语塞，只好同意在全部条款阅毕后再逐条进行议商。但又提出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后，中方须在三日或四日内答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马关会谈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下午2时，李鸿章照复陆奥，接受日方的提议，陆奥即令人送来了和约底稿。
李鸿章接阅日方提出的和约底稿，一下子惊呆了——“为之愕然”。
日本开出的和约条件主要是：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万万两；四、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更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根据这个约稿，日本将向中国割取大量疆土（在俄罗斯之后，排第二），此外，还远远超出西方曾有的先例，勒索巨额赔款，开放口岸，还要在进出口货物上减免关税，并且，第一个提出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设厂。
这里边，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小日本倒是对经济的研究也胜过其老师，胃口也比老师更惊人，过惯了穷日子的日本人一伸手，其欲望之贪，野心之大，别说李鸿章未料到日本“所欲甚奢”，竟苛酷到如此程度，连同列强都大吃一惊！
……………………………………………………
自此，李鸿章就逐条逐条与日本据理力争，讨价还价。
这个难度丝毫不比前一阶段差，只有更难。光靠嘴皮子，结局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
李鸿章非常清楚。所以，谈判桌的背后，另一场斗争也在上演。中间的惊心动魄，足以拍出一部大片。
可惜，多数记载或影视作品都从结局出发，只注意了表现大清的软弱与卖国。
历史如此波谲云诡，而那些反映“暗战”的“大制作”，却专注于用编造险情和巧合，局限于人为制造“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另外好象除了搀上点“虐心”的感情纠葛，再没有别的能水。这样的小“台面”上，争来斗去，胜了的，也透着一身的小家子气。
不应忽视，李鸿章除了面对面的争锋，还采纳顾问科士达建议“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这一句话很关键：将日本的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将日本的苛刻条件、期望获得的利益，密告三国公使，以积极争取各国出面施压。要知道，这也正是日本一再拖延，不肯出示和谈“要价”的原因。
赴日前，李鸿章已为朝廷定下这一策略，并连日走访各国公使馆，企图通过联络列强限制日本的贪欲。虽然当时各国表态仍一副“公正”和不冷不热的模样，凭几十年的经验，李鸿章敢肯定，各国一定会对日本开出的条件有所反应。
此时对于日本，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表面上还要一致做出强硬姿态，“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同时请总理衙门对这些情节，也一并密告知三国公使，利用他们的口，将朝廷的态度散布开去。
老到的李鸿章知道这些家伙的嘴就象风箱一样，两头漏风出气。所以他料定，这些也一定能很快传到日本，传到伊藤等人的耳朵里。
李大人也在竭尽可能地与日本大打舆论战，心理战。
……………………………………………………
答复的期限将近，而朝廷的回复却久等不到，李鸿章只能相机而动，先对照日方的和约底稿，拟好一份说帖，把条件内容捋了捋，分为朝鲜自主、让地、兵费及通商权利四项。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余三项都据理予以反驳：
针对“让地”一项，不客气地揭露日本的谎言：“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并告诫日本当局：“徒恃其—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
对“兵费”一项，指出日本在数字上即属超额勒索：“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
对“通商权利”一项中日本实际上要求的资本输出，他则敏锐地申明保护本土企业不受冲击的底线，称：“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使相徂东公牍》，见《中日战争》]
……………………………………………………
面对李鸿章或大讲道理，或陈述情理的说帖，擅长耍赖的陆奥外相有点气短。虽不无几分戏谑地认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却也一时不知如何回绝。
但伊藤就更高一筹了，不光会耍赖，还擅长讹诈。
沉思良久，伊藤决定：不跟老李讲道理，就跟老李讲“事实”。
他很清楚，反复辩驳讲道理，本来日本做得就比较过分，时间一久、事情弄大了，还会使“局外第三者”的列强产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感觉。所以，最有效的就是拿武力说事，靠实力说话，以迫使中国屈从。
“事实”就是：日军占着战场的主动和优势。再不断加以恫吓、威胁，不怕老李不答应。
于是，日本回复大清使团，意思是：停战和谈是基于战争的结果，不能象一般外交通商谈判一样讲那么多公平（你吃了败仗，当然需要出血）。道理不用讲了，就说答应不答应，有意见就正式以条款形式拿出来。——“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故日本全权大臣对于我方所提出之媾和条约案，再请中国全权大臣明确答复对全部或每条允诺与否。若条款中有希望修改者，亦希逐一开明条项以约文之体裁提出。”[陆奥宗光《蹇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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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武力讹诈，李鸿章退无可退，仍然重新拟定了一份“商改约稿节略”，据理力争，声明意见和理由，并对日本人的要求逐条予以辩驳。
如：“查日本约稿所拟请让奉天南部地方，内有辽阳州等处与台湾全岛，皆日兵所未到者，未便请让。又欧洲向例，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兵力所据，仍应让还。旅顺口、大连湾乃北京渤海最要门户，应照法国俾路佛之例，让还中国。”
面对日本强要领土行为，李鸿章坚不答应。这一点，在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中也可以说明，“昨接唐抚(景崧)电，（指台湾）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备节略中驳论及此。”
又如对赔偿军费上，李鸿章又有了新论，声明：“此次兵端，并非中国先开，亦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不应认赔兵费，即使赔费，亦只应算至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认明朝鲜自主之日止。其款既以兵费为名，即应查明用兵所费实数。”[《增补中日议和纪略》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894年11月22日，这一天，清政府以朝鲜自主、赔偿军费为条件，经美国公使向日本提出议和。那么按日本人所宣称的，“为朝鲜争独立”的目标已经完成。李鸿章坚持将这一天作为核定赔偿军费的截止时间，而且要拿出真实的战争费用数据。
李鸿章坚持这一点，也试图以此表明：日本人向世人标榜的“为朝鲜争独立”达成后，继续进行的全是扩大战争的行动，是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按说，李大人是按“公法”来说理的，但日本人是不是按这个“公法”办，却是极有弹性的。伊藤对公法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一种绝对实用性的不恭，符合日本利益的就用，不符合的就删改。别忘了，“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福泽谕吉的这句实话，恐怕更能得到伊藤这帮人认同吧。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这就是现实。
弱国想靠“公法”保护自己，是绝对不切实际的。“公法”保护不了正义，正义只能依靠力量来维护。
这也是李鸿章大人在对日谈判中遇到的最大的劣势。无法改变的劣势。
最难的，是当前战场态势，军事上不争气，打仗失掉的土地，在谈判桌上靠嘴皮子要回来，确实是难为之事。再理直气壮，也难以做到。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到了这种艰难境地。
“但窥日意，仍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皆饬让地以一处为断，极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
“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已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察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复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甲午开战之前，李鸿章也曾若口婆心，对日本加以劝说、教育，但没有起到作用。现在再说，更是没有用的。
日本人对李鸿章带有几分诚恳的说词，直认为是装腔作势，根本不理那些高谈阔论。
历史一再证明，对日本人，只能打，劝是没有用的。自古至今天，自中国到外国对日的事例无一不清楚说明一个事实：豺狼一样的日本人只认利爪和尖牙。
……………………………………………………
这期间，李鸿章只能一再地向朝廷发电，对如何应对（关键是这些条件答应到什么程度）进行请示。
有人说，李鸿章巧妙地通过与北京间的请示报告，避免自己因为擅自作主、承担割地赔款的“汉奸骂名”，也避免以后被朝中攻击，承担罪责。
不错，事实如此。但，这就是废话。哪位大臣能一个人说了算？
谈判与打仗，朝廷都是总指挥部，马关不啻前线，需要前方后方协调一致地行动。
否则，日本何必坚持要大清派使团？主场优势！除了心理上的，还有地利——日本能随时就近商量，此外，就是掌握大清的来往电报——这是李鸿章与国内联系的唯一途径。
相当年大清满朝文武都唯恐避之不及，里边就没有几个能人吗？我的意思很简单，换位思考，即可明了。Youyouup，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