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不争气的朝廷，就是乱成一团，有的借病或装病躲开，剩下的就天天争论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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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4日，大清朝廷获知日本的和谈条件起，一样地陷入割地、赔款的两难境地，朝堂上再度掀起了一场风波。



光绪召见枢臣议商，想尽快统一意见。翁同龢力言台湾不可弃，与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发生了龃龉。



恭亲王奕訢卧病在府，给出的意见是：交大家“廷议”，意思是大家商量看怎么办，我都同意。孙毓汶再次表示此时必须言和，“‘战’字不能再提。”奕訢似乎也同意这个看法，握着孙毓汶的手说：“是啊。”



不能战，只能和。和又如何（割地，赔钱）去和？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



6日议事，继续争论。翁同龢激昂慷慨，力陈台湾决不可弃。其他大臣多数主张弃台湾而保奉天南部。翁同龢讲：“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众人都说：“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翁同龢登时又没了理由反驳。



最后，只能按“弃台湾而保辽南”的决议，准备给李鸿章发道电旨。



然而，8日，奏事太监却传来了慈禧太后的旨意：哪儿也不给，就是谈判破裂，两国再战也在所不惜，“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翁文恭公日记》]



不知是慈禧的气话，还是故作姿态。但大家都知道，慈禧的变化向来也是很快的。所以，既不能不当回事，也没必要非当成什么大事。



最终，总理衙门给李鸿章发来一封语义含糊的电报，说道：台湾辽南，朝廷一样视为重地。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没有办法了，怎么能轻言放弃？所以，就算倭人胃口很大，实在不能全部拒绝，也应把哪里绝对不能给，哪里实在不得不给，对敌人说清楚。——“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意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最有意思的是，接着竟然以一句“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来指责李鸿章，就是说，决不能不跟敌人争执，而一味矛盾上交，坐等朝廷的旨意。



对割地无肯定指示，反责李鸿章“不得退避不言”。互相推诿，其情可见。



“极尽驳论而不能得”就可割弃，那台湾、辽南两地，假如靠嘴皮子都无法“说服”日本人呢？



说了这通废话，朝廷才指示李鸿章：预期目标——割地一处为底线，赔款以一万万两为底线，“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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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朝廷和李鸿章均未料到，由于密码失泄，来往电报的内容，完全掌握在了日本人的手里。



随着档案解密，真相完全得到验证：当年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之间的电报，一封不落地被日本人复制和破译。对照国内文档，虽然有些出入，个别地方还有字词错误，显得磕磕拌拌（估计是密码掌握不全的问题），但关键字眼，却没有差错。联在一起，也不难准确把握大清朝廷与李鸿章的真实意图。[相关抄录见宗泽亚《清日战争》]



而且，有些重要的电报，日本电报局还故意拖延。那伊藤等人拿到的，比大清使团还早。安排得相当周到啊。



伊藤等人始终清楚大清朝廷的底线，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既保证了在大清可承受范围内达到最高的要价，又不至于扯断拉线、使谈判破裂。



李鸿章就是按照朝廷的旨意去办，与日本人竭力争取。双方会下交流，会上辩驳。



而伊藤等人始终能够预料李鸿章的策略，预有准备，处处狙击。



接下来的谈判过程，便变得没有什么奇特可言了。



唯一考验日本人的，仅仅是耐心而已——日本急需尽快达成协议。



因为，已有德国等国的公使劝告日本：不要索要过多赔款和割地，让中国为难。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信号。



通过获取的种种情报，日本人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要争取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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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到最后一刻，李鸿章决不会屈服，轻易撒手。



伊藤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日本人一再加紧地施出恫吓、威胁手段，施行外交讹诈。



4月8日，伊藤博文即派专人邀中国新任全权大臣李经芳至其行馆谈话。



伊藤在这种半正式的会见氛围下，“不无为难”地透露：停战和谈的事，是自己力压军方意见才达到的（此话有三分真）。军方的将军们始终要求攻下北京才算完（此话也有三分真。大本营那帮冒险派确实还在谋划扩大战争，3月7日还任命了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计划调集全国7个师团搞那个直隶大决战）。意思是，本人很为难，如果再谈不成，就压不住了。——“此次停战，由伊力持乃允。各武员预备兵马粮械齐足，必欲分道直攻北京，再行议和。现期已迫，断难再展。”



又再一次申明日本的要价，表示决不可能再让步。“尊意欲将奉境全行收回，万作不到。南北两处均要割让，仅让一处亦断不行。该国已用兵费，实系太巨，所索三万万，即欲减少，能减无几。此我国上下文武熟商而定，特据实密告。”[《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最后，就是厉声恫吓，说，中国还认不清日本是胜者、大清为败者这个事实，如果谈判破裂，日军必将继续进攻。北京难保，恐怕中国使臣也难以承担谈判不成的后果吧。——“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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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谈判桌上的挤压也加紧进行。



10日下午，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李鸿章以伤势渐愈，亲自参加。



闲谈片刻后，伊藤即转入正题，并拿出准备好的改定条款节略，霸道地说到：这次的条件，中堂只说同意还是不同意。“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日方提出的条件，割让土地：中国的下属领土皆永远让与日本：一、盛京省南部地方，从鸭绿江口起，溯江抵安平河口，从此划线而抵凤凰城、海城及营口，以上指名之地亦在所让境内；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三、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四、澎湖列岛。



在赔款上，则减至库平银二万万两。



前后比较，日本第二次提出的改定条款节略，在奉天省南部的割让土地上适当收缩，另在赔款一项上，减去了一亿两。



这是因为，清政府向列强求助的事，日本政府当天便得到了情报。而决定做出这样的调整，还是顾及到列强的反应，减少对俄国的刺激，缓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满而已。



这些底细，伊藤是决不会和盘托出的，李鸿章也只能猜到几分。



伊藤只是在谈判桌上“送顺水人情”，假装是“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说些“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初约本不愿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我与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让，国人必将骂我”，如此之类的话，李鸿章也就当这点让步，是他“力与坚持，多方开导”[《钦差大臣李鸿章奏中日会议和约已成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的结果，当然自己几乎是苦苦哀求的情节，不方便提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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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只能猜到几分，尚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策略作用到底多大，但日方节略的中文本后，决定再接再厉，就赔款和让地两项上再搏一搏。



但是，这次对形势是完全误判。



伊藤抓住大清想尽快定约的心理，对李鸿章强硬地说道：“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目前最需我等努力者，乃速定和约。”



进一步施行威胁，“我国在广岛已做好出征准备，有六十只运输船随时可解缆出航。昨夜至今晨，渡海之运输船已达二十只，其所向之地盖距天津不远。惟在停战期内，须严守停战之约耳。一旦时机到来，当即刻进发，而无可犹豫也。”



最后，伊藤再次强硬要求，“今日之事，所望于中堂者，惟‘允’与‘不允’之明确答复而已！”[《马关议和纪要》，《日本外交文书》]



“中堂只说答应不答应吧”，这已经等于是强硬的最后通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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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大清的底线，实际上已在伊藤手里。伊藤有很大的把握，李鸿章会签字。



13日，李鸿章接总理衙门转来电旨称：“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订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中间一次正式会谈，双方还几次约请见面，伊藤利用各种机会，操纵舰船摆出架势，特意透露小松宫亲王将要出发前往旅顺的消息……用尽了各种表演、各种手段，不断加压。



对李鸿章关于免除辽东割让、减少赔款的商请，伊藤紧紧咬定不放松。终于最后收网，再博一把，下达了最后通牒，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经李鸿章要求，才延迟到15日。



伊藤的这套“组合动作”，终于起了作用。



14日，李鸿章再次致电总理衙门：“伊（伊藤）谓‘……姑候至明日四点钟晤面定议，过期即作罢论。’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李鸿章全集》(3)电稿]朝廷闻讯，顿时绝望，皆惟恐京城不保，急忙复电李鸿章，指示即可定约。可能是怕误事，竟在14日、15日连发两条内容相同的电报。



为等朝廷回复，特意将时间推迟到15日，李鸿章最终等来了内容相同两封电谕：“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译署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李鸿章既奉最后谕旨，马关谈判缔约一事到此便成定局。



15日的谈判长达5个小时，李鸿章仍逐条力争，但终因伊藤在主干和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耗时良久，也不过是在时限、赔款利息、日军驻军人数等等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有所修改。



李鸿章最后的努力，未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