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风云（1 / 2）
甲午战后风云
甲午战败，李鸿章不再辩解，而是承担着该承担的责任。
传说，有人告诉李鸿章，“大家指摘甲午战争是三人挑起的，上有李鸿章，下有袁世凯”。李鸿章问：“中间呢？”说，“是盛宣怀”。李鸿章听罢大笑，“嗯，因为他在中间，提供了不少日本人将要发动战争的信息。”
王伯恭也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引发甲午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蜷庐随笔》]
但不管怎样，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在被革去一切职务的时候，日本人点名要他去进行谈判。于是属于他的职务待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马关条约》签订后，一时间，各省在谴责这个条约的同时，也指责李鸿章为“腐败的卖国者”、“汉奸”，但是，一旦被划入“后党”，这个认定反而保护了他。在帝后党斗争中，各种弹劾奏折最终被“存档以资参考”。
皇帝将他召入军机处，保全他的脸面，实际上是闲置了他。就当他无事可做，备受攻击的时候，俄国大使向慈禧太后说，沙皇尼古拉二世点名让他去参加自己的加冕礼。而这一使命，本来总理衙门打算是让王文韶去执行的，但俄国大使声称去的人级别不能过低。李鸿章出发前，英法德美四国的官员们都受各自国家所派，跑来指导李鸿章大人的行程，一起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宴会，并发出顺便访问欧美的邀请。[布兰德《李鸿章传》]我怀疑，这还是在大清朝吗？
不管怎样，1896年3月28日，李大人在大批随员陪同下，离开京城这个是非窝子，前往外面的蛮夷世界去亲自领略一番。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他将沉重的负担抛弃，也将33年的艰难历程忘掉，就如同一个充满好奇的学生一样，踏上对全球的巡游旅程。一路上，他是一个成熟有威望的政治家，又不时暴露出老顽童的天性，各国无不纷纷报道他在愉快的访问中与各国重要政治人物、宗教首领的会见，还有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要是大清早三十年安排这样的出访，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他还要代表大清酬谢，去给予俄国对干涉还辽应得的报酬。
这一切其实都在预料之中，而英国人仍然认定，是他的安排下，俄国与日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抗，最后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从那一天起，日本人就开始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做准备。
虽然这一切，并没有为中国赢来时间。
在这段落寞时光中，李鸿章始终未退。
他以阅尽风雨之后的旷达胸怀，度过了一段落寞时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甲午之后，北京城出现了很多奇妙的对联，讽刺朝廷战败割地。据说，李鸿章在拜访各大员的路上，就在某家门前看到了一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合肥为李鸿章，常熟为翁同龢），细想之下，理亦不谬，竟呵呵一笑，称：民间之人看得还是很清楚啊。
面对朝中官员的攻击，他还手书一联，挂在书房，“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把曾国藩老师的“挺经”又推上了一个层次。
究其原因，似乎有很多。《清史稿》载：他至老不曾告老还乡，还曾认为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晚年求退为对国家无益的行为，受国大任就当死而后已。即使是马关定约、抨击不断，有人劝他辞官回家，他说“对于国家来说，我实在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今日事败，我便求退，国家又将依靠谁呢？”（“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谁更赖乎？”）
这些话语里面，有作为需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当然，也不是瞎吹的。
他的老部下吴汝纶给他出主意，虽然是劝退，但也只是让他“追东山绿野遗躅”，以暂时自保，并断定，国家遇到艰难的时候，百官没有办法，还得请您出山。那样，还是为国尽忠。（“一遇险难，群公错愕相顾之会，犹可出绪余，解分排患，自效其忠荩，为国之素。”）
但不料这种担当，是更一步的承受耻辱。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攻下天津，麻烦事来了，慈禧太后又想到了李鸿章。朝廷谕令李鸿章北上，随后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当然想到了马关之辱，心情灰暗。但随之，慈禧太后远避西安凉快去了，北京局势不可收势。李鸿章只能北上，受命担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和列强公使周旋。
无论怎么说，又一个招致骂名的事是不可避免了。据说，在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返回府内，便大口吐血。但还是坚持着给朝廷写报告（即《和议会同画押折》），提出了那段著名的警示之言：
“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岂料他一心扶持的朝廷已无可救，他也已耗尽了精力。最后，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昼夜劳作，收拾残局，这段时间内给朝廷的奏折几乎是一日数上，从各种史料记载可以看到。
两个月之后，他背着汉奸的骂名逝去，弥留一日，目不能瞑。
而李鸿章一逝，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
在回銮北京的道上，慈禧太后得到了李鸿章的死讯。“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太后终于说了一句的“公道”的话：“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李鸿章去世之后，对于这位曾令日本畏惧也被日本人折辱的大清重臣，日本的报纸仍予以足够的尊重，称“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后，或是被派去查勘黄河工程，远出于山东，或是出任商务大臣（1900年初还署理两广总督），僻居于两广，直到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华），又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与庆亲王一起担任议和全权大臣。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结局，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为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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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败，一批淮军将领倒下，但另一批淮系将领、北洋系统、出身李鸿章门下的人，逐渐走上了督抚大员的职位。
甲午战败，李鸿章不再辩解，而是承担着该承担的责任。
传说，有人告诉李鸿章，“大家指摘甲午战争是三人挑起的，上有李鸿章，下有袁世凯”。李鸿章问：“中间呢？”说，“是盛宣怀”。李鸿章听罢大笑，“嗯，因为他在中间，提供了不少日本人将要发动战争的信息。”
王伯恭也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引发甲午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蜷庐随笔》]
但不管怎样，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在被革去一切职务的时候，日本人点名要他去进行谈判。于是属于他的职务待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马关条约》签订后，一时间，各省在谴责这个条约的同时，也指责李鸿章为“腐败的卖国者”、“汉奸”，但是，一旦被划入“后党”，这个认定反而保护了他。在帝后党斗争中，各种弹劾奏折最终被“存档以资参考”。
皇帝将他召入军机处，保全他的脸面，实际上是闲置了他。就当他无事可做，备受攻击的时候，俄国大使向慈禧太后说，沙皇尼古拉二世点名让他去参加自己的加冕礼。而这一使命，本来总理衙门打算是让王文韶去执行的，但俄国大使声称去的人级别不能过低。李鸿章出发前，英法德美四国的官员们都受各自国家所派，跑来指导李鸿章大人的行程，一起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宴会，并发出顺便访问欧美的邀请。[布兰德《李鸿章传》]我怀疑，这还是在大清朝吗？
不管怎样，1896年3月28日，李大人在大批随员陪同下，离开京城这个是非窝子，前往外面的蛮夷世界去亲自领略一番。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他将沉重的负担抛弃，也将33年的艰难历程忘掉，就如同一个充满好奇的学生一样，踏上对全球的巡游旅程。一路上，他是一个成熟有威望的政治家，又不时暴露出老顽童的天性，各国无不纷纷报道他在愉快的访问中与各国重要政治人物、宗教首领的会见，还有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要是大清早三十年安排这样的出访，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他还要代表大清酬谢，去给予俄国对干涉还辽应得的报酬。
这一切其实都在预料之中，而英国人仍然认定，是他的安排下，俄国与日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抗，最后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从那一天起，日本人就开始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做准备。
虽然这一切，并没有为中国赢来时间。
在这段落寞时光中，李鸿章始终未退。
他以阅尽风雨之后的旷达胸怀，度过了一段落寞时光，“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甲午之后，北京城出现了很多奇妙的对联，讽刺朝廷战败割地。据说，李鸿章在拜访各大员的路上，就在某家门前看到了一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合肥为李鸿章，常熟为翁同龢），细想之下，理亦不谬，竟呵呵一笑，称：民间之人看得还是很清楚啊。
面对朝中官员的攻击，他还手书一联，挂在书房，“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把曾国藩老师的“挺经”又推上了一个层次。
究其原因，似乎有很多。《清史稿》载：他至老不曾告老还乡，还曾认为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晚年求退为对国家无益的行为，受国大任就当死而后已。即使是马关定约、抨击不断，有人劝他辞官回家，他说“对于国家来说，我实在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今日事败，我便求退，国家又将依靠谁呢？”（“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谁更赖乎？”）
这些话语里面，有作为需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当然，也不是瞎吹的。
他的老部下吴汝纶给他出主意，虽然是劝退，但也只是让他“追东山绿野遗躅”，以暂时自保，并断定，国家遇到艰难的时候，百官没有办法，还得请您出山。那样，还是为国尽忠。（“一遇险难，群公错愕相顾之会，犹可出绪余，解分排患，自效其忠荩，为国之素。”）
但不料这种担当，是更一步的承受耻辱。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攻下天津，麻烦事来了，慈禧太后又想到了李鸿章。朝廷谕令李鸿章北上，随后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当然想到了马关之辱，心情灰暗。但随之，慈禧太后远避西安凉快去了，北京局势不可收势。李鸿章只能北上，受命担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和列强公使周旋。
无论怎么说，又一个招致骂名的事是不可避免了。据说，在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返回府内，便大口吐血。但还是坚持着给朝廷写报告（即《和议会同画押折》），提出了那段著名的警示之言：
“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岂料他一心扶持的朝廷已无可救，他也已耗尽了精力。最后，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昼夜劳作，收拾残局，这段时间内给朝廷的奏折几乎是一日数上，从各种史料记载可以看到。
两个月之后，他背着汉奸的骂名逝去，弥留一日，目不能瞑。
而李鸿章一逝，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
在回銮北京的道上，慈禧太后得到了李鸿章的死讯。“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太后终于说了一句的“公道”的话：“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李鸿章去世之后，对于这位曾令日本畏惧也被日本人折辱的大清重臣，日本的报纸仍予以足够的尊重，称“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后，或是被派去查勘黄河工程，远出于山东，或是出任商务大臣（1900年初还署理两广总督），僻居于两广，直到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华），又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与庆亲王一起担任议和全权大臣。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结局，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为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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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败，一批淮军将领倒下，但另一批淮系将领、北洋系统、出身李鸿章门下的人，逐渐走上了督抚大员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