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花房义质率1500名日军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



17日，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3000大军出发，张謇、袁世凯等后来的风云人物，就在这次出征大军之中。



19日，朝鲜大院君被迫同意日军入城谈判。



20日，清军大队抵达朝鲜，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马建忠等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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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军齐集朝鲜，在此——玩起了太极推手。



虽然一时很狂热，但因为考虑到朝鲜作为中国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日本本来就是“走两步试试”的。现在大清有动作了，反而不敢轻举妄动了。



中方也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只要消除日军动手的把柄，压制住日军，完全可以控制局势。



思路、策略，与台湾守卫时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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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所期望的朝日谈判开始了。



日本一下子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侨民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驻兵权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朝鲜一面找种种借口一再拖延，一面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本军。



22日，花房义质率日军撤出汉城，以示谈判破裂，再次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看这困势，好像真打算按照如果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的原定计划，对朝鲜发动战争。



朝日双方在汉城、仁川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迫使大院君向清朝求援，邀请马建忠调停朝日冲突。



接到邀请的马建忠意识到，此时再不出手，恐怕局面不可收拾，便率200名清兵星夜兼程赶赴汉城。



先按大院君的请求，“居中调停”。



23日下午马建忠到达汉城，一方面前往仁川与花房接洽，缓和局势，一方面在汉城与大院君会谈。



25日，吴长庆所部的淮军六营共计3000清军也开拔汉城，抢先日军入驻汉城郊外。



清军大队终于掌控了局面，可以动手了。



26日下午，清军突然动手，抓捕了大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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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变化得是不是有点快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完全出乎大院君的意料。



朝鲜政变，自家人你打我、我打你，那点事儿，外人不会关心正义与非正义，时间地点正确不正确，有理没理。



一个势力微弱的国家，谁上台不重要，以什么方式也不重要，关键是，你在朝鲜扇动翅膀，振动起的波纹不能传过了太平洋。



大院君，在清军眼里，是这次兵变的“逆首”，幕后主使。而且他这次突然硬起来了，死抱着抵抗日军的态度，反倒成了清军避免冲突、争取和平解决的障碍。



他完全没有看出清军此来的目的，也没查觉清军的策略，完全落入了马建忠的“口袋”。



吴长庆等先拜访了大院君府邸——云岘宫，当时的情景，宾主一定相谈甚欢，大院君一定对天朝上国表示感激，以及还有“盼上兵如盼星月”之类的话。但第二天等大院君按礼数回访清军大营时，吴长庆突然变脸，令兵士将其逮捕，强行塞进轿子运到清军“登瀛洲”军舰上，立刻送往中国天津，等候发落——实际上也没怎么发落，就是押到了保定限制行动，待了三年才放回。



快刀斩乱麻。“逆首”已经“问罪”，清兵又帮助朝鲜剿灭了兵变，惩办了参与人员，特别是在日本人的督促下，还抓获和处理了进攻日本使馆的兵匪、暴民。所有问题一笔笔勾销，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已全部没有了。



然后就是再把逃跑的闵妃一行迎接回宫。



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但是，在清军主导下，又压迫朝鲜让步，跟日本人签订了《济物浦条约》，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



遗憾的是，清朝并没有把准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与日军正面交锋，逼日本人撤回，一举废除先前日本与朝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是让日本人在这个基础上又捞了几条，配合了日本人“步步为营”、巩固一步、再进一步的步调。此种息事宁人、但求平安，无疑等于再次示弱。



事实上，日本人撤了，是因为武力胁迫、谈判定约、捞取权益的目的已经达到。



清政府一再忍让下，竟默认朝鲜同意日本派部分兵力，保护日本驻朝领事馆。



而此前，日本政府压下一片“立即开战”的狂吠，定下派遣陆海军武力交涉（也就是军事讹诈）的方针，还是因为一件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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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国来说，东海、黄海终于平静。



但这种平静，维持了仅仅不到两年。



朝鲜局面已经不起任何微小震动。



壬午兵变虽然平定下去，但日本在朝鲜的全局上打入一子，取得了驻军权力。大清国不得不留驻军队以抗衡，一城之中，面对面明争暗斗将不可避免。



被委派留守朝鲜的营将袁世凯，将开始一段极具挑战、极为磨炼人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