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秘密可言。



换句话说，这一切行动，都可能已经是公开的行动。



某个地方，就有一双或几双眼睛，瞭望着海港，观察着北洋海军军舰装载、出海。北洋海军的船只本来就有数，每个海港就那些船，就日本人的智商，掰掰手指头都算过来了。手指不够了，脱下鞋子数脚指总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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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能干一些有技术性含量的工作，包括：大清的密码被破译。



日史记载：外务省电信课成功破译清国密电，为日本取得朝鲜初期作战优势，以及后期和谈优势提供了决定性情报。



怎么破解的呢？



说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其实是不需要计算机、加密机之类的高技术，只需要一点头脑，玩点狡猾的手段——“钓鱼”。



1894年6月22日，中日双方为共同撤军打嘴官司的当口上，日本外务省送达大清驻日本公使馆一份外交照会——“决不撤军”，也就是“第一次绝交书。”



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感到意外的是：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一反常态使用了中文。



难道日本外务省“贴心周到服务”，都已经翻译好了？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已经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现象，朝鲜局面失控，形势刻不容缓，于是赶紧将中文版“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译成密码，迅速送交电报局拍发。



可是他不知道，也忘了警惕，日本外务省留有绝交书原稿。而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译成密码的电报送交电报局时，电报局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



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与密电码副本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码便显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找个懂汉语的人员（日本并不缺），花了点写中文照会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



我在学者雪珥的《绝版甲午》中读到这一故事，不由得不信。书中披露：搞成这件事的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直到1938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大清国早已灭亡了27年，日军的铁蹄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书中还披露，汪凤藻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这个也不由我不信，只要密码被掌握，日本人哪有不利用的道理。



这也说明了，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为什么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即使这个因素还不能判断真实与否，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事情。



日本在即将到来的海战中，击沉了“高升”号，俘虏了“操江”号，据资料讲，日本人从掳获的船上，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清通信密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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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对日本人的恨读这个故事，也幸灾乐祸地看日本人遭到“报应”。



二战，美军将“钓鱼”手段用在日本人头上，破译日本人的通信电报。“中途岛海战”，就是成功的例子。



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的电报作为诱饵，果然，不久便截获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



山本五十六，就死在密码被美军破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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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种种史实，可以断定，日本人所谓“海上遭遇战”，已经完全不算是偶遇，而是精心掐算、人为制造的“邂逅”。



最大的难度，无非是在北洋海军的航路上寻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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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不是虚构。



从日本所藏日清战争留下的大量情报文献，可以加以印证。



1894年6月22日，神尾光臣少佐的报告中，对清军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现清军状况：（1）卫汝贵、吴育仁出师准备，北洋海军所在一带发布戒严令。（2）卫、吴两将官派兵朝鲜奏请朝廷批复。（3）出兵事宜致电朝鲜国王。又芦台及山海关兵三百、马七十匹，20日塘沽港乘“海定号”，待夜间满潮时出帆牙山，同行携带地雷、水雷。小站及北塘兵赴朝准备，李已上奏等待敕谕。[宗泽亚《清日战争》]



1894年7月7日，天津日本人员连日报告：6月23、24日进京上奏，胜军未动。7月1日李氏命各营加紧操练，李氏不希望开战，今委托俄公使调停。7月6日大沽派员报告，“镇东”、“镇北”两舰修缮完毕，船渠注水明日出渠，牙山清兵三四十人搭乘“康济号”返回大沽。7月7日“镇东”、“镇北”两舰本日大沽解缆。7月9日，广东水师“广甲”舰大沽海军公所入港，传说每年广东舰此季节上访献技。7月10日“定远”、“镇远”以下十一舰停泊威海卫港内，扬威舰直航朝鲜。[宗泽亚《清日战争》]



大家可以读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还有更多的细节、更多详尽的记录，能够帮助大家从日本人的记载中，自己从另一面去反观、去探究。



仅从以上记录作为“代表”，便足以令人惊愕于日本人的情报之详尽，对于部队调动情况的掌握，几乎等于坐在大清的朝堂之上、指挥机关之内；而一港、一舰一船，甚至到一人一马，动态变化，都能了如指掌，又说明日本情报人员在大清国土之上，几乎等同于在本国内行动。



反观大清，仅有的情报，几乎还是战场人员观察到的星星点点、零七碎八的情况，还有仰仗各国人员私下交流的或真或假的信息。



比较讽刺的是，根据日本人后来报告的情报，中日宣战、绝交，驻日本的清国公使汪凤藻回到国内，一到天津便被关押，罪名恰恰是不能与国内政府意向相协调，并及时地获取日本人的情报。



那么，大清向朝鲜调兵情况，又怎么可能是凭预测和“瞎猜”来把握的。有记录可查：



大清军队逋一行动，日本情报机构便接到那个打入天津军械局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侦知的情况：



为向牙山增加援军，清政府雇用“爱仁”号、“飞鲸”号、“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于7月21日由海路赴朝，另派小炮舰“操江”号载运饷银、枪械同行，只派“济远”号、“广乙”号两艘军舰护航。



同时，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海军情报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参谋本部情报武官神尾少佐也分别报告，20日、21日、22日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



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是，日本大本营依据上述情报，而作出了乘机进行袭击的决定。



好比一桌牌，日本已经清楚地掌握了大清的牌面。



战争艺术，最“迷人”、最玄奥的背对背“博奕”，变成了单向透明的“玻璃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