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甲午背后的暗战（1 / 2）
第四节甲午背后的暗战
中日战史，关于甲午战争，用词最多的是“遇”、“遭遇”……仿佛双方就是在一个屋子里，蒙着眼玩相互“捉迷藏”的游戏。
战争中有巧合，但不可能始终是运气。中国咋那么倒霉，挨着日本还不够，走路还老碰上？
茫茫大海，漫无目的，没有卫星侦察也没有卫星导航，哪有那么容易就遭遇的？
——*——*——*——*——*——
有太多的事实和过多蹊跷的“巧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其实很早便知道了大清增兵的计划。
做到这条，首先是十分注重和依靠周密的情报侦察工作。
在扩军备战同时，日军就注意情报的作用，并建起了一个虽说不够严密、但也相当密布的情报机构。
日本各级设立电报课，还有后来的特高课，樱机关，梅机关……这些情报机构，是日军的一大特点。后来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都具有情报工作的背景。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情报意识和思路问题，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重视，相反清朝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震摄目的，不断炫耀本国军事实力，甚至和盘托出。
但这样做，从另一面来讲，等于是主动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
所以，日本的一些战略性侦察工作，不是偷偷摸、困难重重，而是大摇大摆、唯恐不细。
而且，决没有虚虚实实、实而虚之、虚而实之一说。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征讨清国策》，就会发现：大清几乎所有的重要军港的地形、炮台建设、兵力配置，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准确地分析了优劣势、强弱点，还为未来的攻击行动提出了预案。
这些相当有效率的工作，足以证明日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情报网络，并较好地进行了了情报的收集、处理、评估工作。
随着对清战争迫近，日本侦察工作也加紧、更加密集地进行。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都在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情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他们都具有外交人员身份，可以方便地掩护开展刺探情报的活动。
身份为公使馆海军武官的井上敏夫，曾亲临渤海湾航道，到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则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这些情报官员中的好战分子，还是“谎言”的制造者——有时，他们还要主动配合军方的要求，提供一些虚假的情报，有时甚至敢“扇风点火”，误导上层。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情报中，刻意夸大清内部好战势力，渲染清国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掺杂了许多煽动战争的成分，对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一份神尾光臣6月22日发自天津的报告，讲述北京政府状况，称：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指东学党）剿灭即速退兵。”[宗泽亚《清日战争》]
这样的报告是不间断的。日本人对清朝动向掌握非常细致，清政府内部的矛盾被洞悉无余，可见日本人情报侦察、收集水平之深，几乎达到了大清一举一动，皆在日本人掌握之中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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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一切，还要归功于民间日本人的谍报战队伍。
在长期的对清作战准备过程中，日本人的间谍已经纷纷潜进大陆。
日本利用乐善堂、玄洋社等商社的名义，派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这造成的形势就是：至今你也无法弄清有多少间谍在中国活动。甚至你也弄不清有多少类间谍。
潜入中国的各色人等，包括旅居清国的有合法身份的居民，还有商业公司职员、商人、旅行者、医生、学生等，还有浪人打前锋，四处收集情报。你不知道哪些人，做的只是兼职的身份和工作，你也分不清，哪些是偶尔做一把兼职情报员。
可谓是“人人有任务，只要有机会”。
我不是随便说的。
日本人自己都骄傲宣称日本已经培养起“国民意识”，任何一个人都愿为日本而战，为战争服务。日本对大清的战争，已经是“全民总体战”！
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有编制、拿政府薪金的。相反，很多人不要编制，倒贴，为国家服务。
看到《坂上之云》海上打鱼的日本渔民在昏黑中大睁警惕的眼睛，看到俄国舰队，鱼网都不要了赶着去报信，我就一下子服气了。
总体上可以确认，在华的一线间谍确实很多，但和大清的政治、军事行动情报之间，还缺少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渠道。
这方面，日本人也不是搞了一天了，日本当然懂得把一些要害部门的关键性岗位，作为拉拢策反的目标。而且，还是卓有成效的。
史料显示，大清天津的电报局人员被收买，成了日本人的“交通员”。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就在李鸿章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年，通过天津军械局书吏刘棻窃取情报，偷抄炮械底单等，这等于是把北洋的装备情况挖了个“底儿透”。后来石川五一被擒获，李鸿章初期还想搪塞朝廷。为啥？天津军械局可是北洋的要害部门，而军械局总办就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关键部位能攻破，普通的“眼线”也有价值，这方面并不难找。
甚至可能只要给几个小钱，就能从清朝官府和军队的杂役，或其他中国人那里得到有用的东西，估计都不用掩饰什么，中国的汉奸似乎一直是不绝种的。
——*——*——*——*——*——
其实，大清军队保密意识本身就很缺乏。
所以，估计都不用花那个大钱去收买、策反。
因为日本人长得跟老祖宗中国人太像了。再留留辫子、学学汉语，你根本认不出。
我们可以推测：大清海军海港内外，舰只增加了物品采购量。负责采买的水手（水勇）大大咧咧地告诉熟人朋友、熟悉的商贩：“我们要去朝鲜”。伪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间谍混迹其中，披着商人合法外衣的日本人，随时可掌握、判断清军的动向。
有的水兵甚至可能还要趁着出远门前的机会，去自己相好的日本（女支）那里度得一夕良宵、讨得枕席欢娱，说一番珍惜的话，被窝里透露了自己的去向。
中日战史，关于甲午战争，用词最多的是“遇”、“遭遇”……仿佛双方就是在一个屋子里，蒙着眼玩相互“捉迷藏”的游戏。
战争中有巧合，但不可能始终是运气。中国咋那么倒霉，挨着日本还不够，走路还老碰上？
茫茫大海，漫无目的，没有卫星侦察也没有卫星导航，哪有那么容易就遭遇的？
——*——*——*——*——*——
有太多的事实和过多蹊跷的“巧合”，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其实很早便知道了大清增兵的计划。
做到这条，首先是十分注重和依靠周密的情报侦察工作。
在扩军备战同时，日军就注意情报的作用，并建起了一个虽说不够严密、但也相当密布的情报机构。
日本各级设立电报课，还有后来的特高课，樱机关，梅机关……这些情报机构，是日军的一大特点。后来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都具有情报工作的背景。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情报意识和思路问题，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并没有引起清朝政府重视，相反清朝为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震摄目的，不断炫耀本国军事实力，甚至和盘托出。
但这样做，从另一面来讲，等于是主动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
所以，日本的一些战略性侦察工作，不是偷偷摸、困难重重，而是大摇大摆、唯恐不细。
而且，决没有虚虚实实、实而虚之、虚而实之一说。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征讨清国策》，就会发现：大清几乎所有的重要军港的地形、炮台建设、兵力配置，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准确地分析了优劣势、强弱点，还为未来的攻击行动提出了预案。
这些相当有效率的工作，足以证明日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情报网络，并较好地进行了了情报的收集、处理、评估工作。
随着对清战争迫近，日本侦察工作也加紧、更加密集地进行。
战前，日本在驻天津、上海公使馆，直属政府的间谍领事和隶属参谋本部的陆海军间谍武官，都在汇集各路间谍密探送来的军事情报发往本国，为政府决心开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代表军方的著名情报人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军情报官神尾光臣少佐、海军派遣的井上敏夫、泷川具和等人。他们都具有外交人员身份，可以方便地掩护开展刺探情报的活动。
身份为公使馆海军武官的井上敏夫，曾亲临渤海湾航道，到大连湾、旅顺要塞、威海卫要塞、天津、塘沽等地，对地理水文数据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细侦查。驻天津的海军武官泷川具和，则乘帆船沿渤海岸线航行了一个月，详细调查了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沙滩、海泥、岩石、民船、运输情报，为日军选择登陆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这些情报官员中的好战分子，还是“谎言”的制造者——有时，他们还要主动配合军方的要求，提供一些虚假的情报，有时甚至敢“扇风点火”，误导上层。战后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记载，为了推动日清战争，情报官神尾光臣按照参谋本部的意思，在提供给政府的情报中，刻意夸大清内部好战势力，渲染清国执意与日本开战的动向，掺杂了许多煽动战争的成分，对政府下定决心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一份神尾光臣6月22日发自天津的报告，讲述北京政府状况，称：清国政府已决意出兵朝鲜，风闻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反映多有非难之语，一曰：“袁世凯公使唆使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李鸿章应请遂行，然北京政府内心并不赞同。”二曰：“此番出兵主谋者乃李、袁及李的德国顾问德璀琳之主意，反对派总理衙门和英人总税务司罗伯特攻击论盛上。驻韩俄国公使访问李鸿章，非难出兵之举，李氏承诺待贼势（指东学党）剿灭即速退兵。”[宗泽亚《清日战争》]
这样的报告是不间断的。日本人对清朝动向掌握非常细致，清政府内部的矛盾被洞悉无余，可见日本人情报侦察、收集水平之深，几乎达到了大清一举一动，皆在日本人掌握之中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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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一切，还要归功于民间日本人的谍报战队伍。
在长期的对清作战准备过程中，日本人的间谍已经纷纷潜进大陆。
日本利用乐善堂、玄洋社等商社的名义，派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
这造成的形势就是：至今你也无法弄清有多少间谍在中国活动。甚至你也弄不清有多少类间谍。
潜入中国的各色人等，包括旅居清国的有合法身份的居民，还有商业公司职员、商人、旅行者、医生、学生等，还有浪人打前锋，四处收集情报。你不知道哪些人，做的只是兼职的身份和工作，你也分不清，哪些是偶尔做一把兼职情报员。
可谓是“人人有任务，只要有机会”。
我不是随便说的。
日本人自己都骄傲宣称日本已经培养起“国民意识”，任何一个人都愿为日本而战，为战争服务。日本对大清的战争，已经是“全民总体战”！
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有编制、拿政府薪金的。相反，很多人不要编制，倒贴，为国家服务。
看到《坂上之云》海上打鱼的日本渔民在昏黑中大睁警惕的眼睛，看到俄国舰队，鱼网都不要了赶着去报信，我就一下子服气了。
总体上可以确认，在华的一线间谍确实很多，但和大清的政治、军事行动情报之间，还缺少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渠道。
这方面，日本人也不是搞了一天了，日本当然懂得把一些要害部门的关键性岗位，作为拉拢策反的目标。而且，还是卓有成效的。
史料显示，大清天津的电报局人员被收买，成了日本人的“交通员”。
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就在李鸿章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年，通过天津军械局书吏刘棻窃取情报，偷抄炮械底单等，这等于是把北洋的装备情况挖了个“底儿透”。后来石川五一被擒获，李鸿章初期还想搪塞朝廷。为啥？天津军械局可是北洋的要害部门，而军械局总办就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
关键部位能攻破，普通的“眼线”也有价值，这方面并不难找。
甚至可能只要给几个小钱，就能从清朝官府和军队的杂役，或其他中国人那里得到有用的东西，估计都不用掩饰什么，中国的汉奸似乎一直是不绝种的。
——*——*——*——*——*——
其实，大清军队保密意识本身就很缺乏。
所以，估计都不用花那个大钱去收买、策反。
因为日本人长得跟老祖宗中国人太像了。再留留辫子、学学汉语，你根本认不出。
我们可以推测：大清海军海港内外，舰只增加了物品采购量。负责采买的水手（水勇）大大咧咧地告诉熟人朋友、熟悉的商贩：“我们要去朝鲜”。伪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间谍混迹其中，披着商人合法外衣的日本人，随时可掌握、判断清军的动向。
有的水兵甚至可能还要趁着出远门前的机会，去自己相好的日本（女支）那里度得一夕良宵、讨得枕席欢娱，说一番珍惜的话，被窝里透露了自己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