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情况，日军还是老一套打法，决定分左右两路进兵威海卫：第六师团带领已到达的第十一旅团，由北路行进，称右路纵队，任务是由东面进逼威海南帮炮台，担任主攻。第二师团由南路行进，称左路纵队，其任务是绕至威海南帮炮台西侧，切断其退路，并与右路纵队形成夹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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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日军可能也庆祝了旧历春节（日本已改用公历），该磕头拜年了。第二军主力自荣成出动，分路西窜。



有一点，日军“在威海后路可能集中一万多清军”确实是估计过高了。



侦察的结果表明，清军“并未从各地向威海卫集中，只有三营新兵于上月到达威海卫，还有一营(应为两营)正在途中”。[《日清战争实记》]



虽然清军在登州以东的兵力，除去威海的绥、巩、护三军不计外，也还有四十五营两万二千多人[《甲午战争史》]。但由于李秉衡顾虑日军从山东半岛西部登岸，因此在日军登陆划子窝的20日当天，仅派驻酒馆的嵩武军分统总兵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和游击谭邻都的福字三队，“往合戴统领(宗骞)，步步驰应”。[《李秉衡致孙万龄电》，《山东巡抚衙门档》]



随后，才又派驻上庄的总兵李楹率福字军三营“整队赴援”。



清军援军在桥头镇，在日军主力出动前，已与日军前锋展开了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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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龄（又名孙万林，1843-1905），字寿卿，安徽利辛县人，据说身矮力大，三次投军，却因为身高不足没人要。后投嵩武军张曜麾下，积功至总兵，以提督记名。统嵩武军左营，并任陆军分统。其为人，气度豪迈，身材不高而浑实，故有“孙滚子”之绰号。李秉衡曾称：“兵固单，尤苦无将。前敌敢战之将，仅一孙万林(龄)。”[《李秉衡致张之洞电》，《山东巡抚衙门档》]但是，他官衔很高，却仅属嵩武左营一营官。加上福字三队，也就1200来人。



孙军接令便冒雪东上，21日过羊亭集10里，与从荣成西退的阎得胜等营相遇。可能是得知了荣成失陷的消息，又没有别的部队支援，于是又返回羊亭集。



阎得胜等五营河防军，从此便按命令隶属于孙万龄。但是，以河防军的情况，聊助声势罢了。而且，这个阎得胜从未得胜，孙万龄还因他而倒了一次霉。



此时，戴宗骞也应李秉衡之约，派其分统刘树德率绥军两营东援，进至羊亭集。



两军会师后，决定继续向东进发，迎击敌人。



一路上，大雪纷飞，路滑难行，然士气旺盛。沿途各村群众积极支持清军抗敌，踊跃地帮助军队拉炮和运送粮草。[《甲午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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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孙万龄、刘树德等军插到桥头镇北面的五尚地村，陆续遇见溃兵，探悉连日有小股日军已尾随而来向西窜扰。



桥头镇因石家河上一座石桥而得名，以往史料中，将此河称为白马河。依据海军史专家陈悦精心研究、考查的结果，对照现地地图，威海石家河的资料，此河确应是石家河。只是桥头镇沿河往南有一村庄，为白马村。



此处正好拦在了荣成至威海的南路。虽然河水已经冰冻，但除此别无险可守，于是，孙万龄与诸将共同商定就地阻击。



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及福字三队，依白马河西岸埋伏，正面阻敌西犯。



阎得胜率河防五营移军桥头集，相机出动从旁截击，并包抄敌军。



刘树德军仍驻守五尚地附近，以备接应。并在桥头北山（北阜）和孟家庄北的兴隆山，连日修建临时炮台两座，各设行营炮两门。



等到24日，日军前锋进入东豆山村，骑兵半个小队约六七十人，深入到石家河东岸的观里村，在村西遭到孙军探骑伏击，被击毙一名。



敌军后撤，孙万龄立刻率军踏过冰面，渡河追击，直到在下午1时，追到宋家店，眼前出现大批日军。孙军无奈停止追击，转回原阵地。



而日军又转而尾随孙军追来。当天傍晚，再次下起大雪，日军才停止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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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农历腊月三十日，初夕日。



日军已经全部完成了登岸。



黄昏时候，日军前卫部队知清军兵力不多，便派出步兵一个大队和一个中队，准备进占白马河东岸各村。



远在北京的紫禁城，气氛毫无喜庆可言。



26日，大年初一，取消了宴乐，“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清史稿本纪》]。



此日黎明，桥头镇清军阵地的炮兵，向占领牙格庄的日军前卫部队第二大队猛烈炮击。



双方在这里展开激战。



上午10时30分左右，伴随着炮兵的掩护，500余名清军从桥头方向渡过河发起冲锋，其余清军也纷纷开枪射击，一时声势颇大。



然而，清军阵地的掩护并无效果，冲锋的清军很快被挡回西岸。[据《甲午海战》]



午后，清军再次发起攻击。据记载，清军大部队倚仗猛烈的炮火支援，步兵1200人（应该主要是孙万龄部），向日军阵地杀去。另约300步兵攻向孟家庄南侧高地，还有数百步兵向孟家庄北侧高地迂回。[宗泽亚《清日战争》]



双方在大雪中展开激烈的枪炮战，进攻的清军暴露在雪地中，无法隐藏，攻击不利，被迫后撤。



石家河之战（此前有记为“白马河之战”，或记桥头之战）是威海保卫战的一次前哨战，被赞为清军获得了“小胜”，算是保持了嵩武军的荣誉。



此战战果是迟滞了日军前锋，并未起到阻击敌主队的作用，但孙万龄等将领在战场上显示了极大的勇气，是值得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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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场战斗之后，正准备大干一场，27日，孙万龄却找不着友军了。



阎得胜此前既未按预定计划包抄敌人，却再次跟着自己的“筑堤军”撤得没影了。



刘树德军装备较好，且配有四门行营炮，应该是清军的主力，说好负责接应的，却突然于前日夜间，也弃孙军而西去。



连声招呼也不打，确实不够朋友。至于理由，查找资料，据称是奉上边的命令。



再查找，原来是威海守军感觉到威胁，将出击的绥军召回。



孙万龄真成孤军一支了，战意顿失，随后也撤出阵地。



据说，孙也是奉了李秉衡的命令。也可能，是那一句“往合戴统领(宗骞)，步步驰应”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既然戴统领已经不打算阻击了，那还配合啥呢？



各种记录把情况弄得扑朔迷离，是真是假便再弄不清楚了。



北洋系与山东守军之间的合作，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进攻之军，顿时便自己化为无形。



唯一可以准确认定的是，白马河一战之后，威海东路洞开。



日军两路并进，战火很快就燃及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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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到这儿，清军在山东战场的整个反应，是相当令人气结的。



除了总体指挥调度有问题，就是清军的表现――意志、勇气，很有问题。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玄妙东西，如现在我们经常讨论，什么“国民意识”之类的玩意。我认为，几千年贯穿中国人精神的，应该是“国家”意识。别说大清没什么国民意识，比之早七十年的拿破仑时代的军队，又有什么国民意识？法军早年横扫欧州的勇武（我是说遇到莫斯科之前），更多的是连续胜利的鼓舞，对荣誉的重视，还有就是对将帅的信赖吧。



但有一个计算题，好象没人想到。



面对敌人，冲上去，阵亡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五十，但可能整体上百分之七十的人能活下来，迎来胜利；跑下去，每个人生还的几率为千分之五。为了这千分之五，我们往往转身就跑。于是，迎来的是失败，和绝大多数的人毫无体面地死亡。



胜利和失败的情绪，都是可以传染的，是可以累加的。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就象多米诺骨牌，不，更象高山上滚下的石头，越落越快。



在失败的预期面前，没有了必胜的信心和战斗的精神意志，人们就会被本能所完全控制。



一点小聪明，就可能误了大事，丧失的是全部人员生命，还有胜利。



不说战争，拿经济中的一些常见例子，也能说明这种劣质的心理并不是稀缺品种。



比如，海上的渔民人人都想多捞一点，不惜违反禁令偷偷捞小鱼，结果最后大家无鱼可捞；养奶牛的想偷偷掺点化学品，养鸡的想偷偷喂点添加剂……最后，大家一起动手，影响了甚至是毁掉了本是自己赖以生存的整个产业。



轻易地就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舍弃责任，是一种始终存在、随时可能逃出笼子的根性意识。



大清军队的败，也败在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对那些敢于战斗的中国军队充满敬意。



没有牺牲的勇气，谈不上敢于战斗。



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象我们在以后的抗日战争、直到朝鲜战争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能够战至最后，哪怕只剩一人，还能大喝一声冲入敌阵。



在此前，中国精神的回归，经历的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近代史。